（四）煤氣室內的春天
（一）因緣
2月6日星期二早上，子平一直在猛打噴嚏不停，後來終於找到了原因：
那是身體裏面塞滿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德國希特勒時代所建立的煤氣室，被煤氣毒死的猶太人和小孩子！
這次放寒假以來，子平回到家中就會突然間連續猛打噴嚏，一陣一陣的寒氣從鼻子急速衝出，
子平打噴嚏的這種現象，一直被誤解為第三識時代出現了許多大業障，但是卻一直沒有獲得解答，找不到原因在那裏？
這種現象在最近的一個星期以來，情況有加重的反應！他在睡夢中可以一直打噴嚏把自己弄醒，
所以睡眠的品質就不太好！今天終於把謎題打開，原來身上有德國人的血統，
正是當年參與煤氣室中執行押送犯人進入煤氣室的執法單位的工作者，而鼻子的不舒服原因，
那是因為猶太人都很會算錢和賺錢，他們確是第三識時代最會賺錢的人物！
由於猶太人在無罪的狀態下，只是因為德國的希特勒在位時，將一切國家窮困、社會經濟崩潰的責任，
歸咎於可惡的吸血鬼猶太人，並且經由許多德國的科學家、社會學者、人類學家、和考古學家的共同研究結果，
提出了一個破天荒的計劃：就是要把高貴的阿利安人血統提升品質，從大地之中消除污染血統的猶太人，
讓高貴的日耳曼人獲得血統純正的品種，將來可以塑造出最優良的品種，
讓他們在未來的繁衍時，可以有效地改良德國人的品種！
這樣的一個奇怪、離譜、可笑又不科學的人類製造計劃，居然會獲得大部份的德國人同意，
而且非常努力的去執行，在他們德國人的心底里，迷信一旦能夠將阿利安人的祖先優良血統製造出來，
就可以讓這些人獲得可怕而又神奇的戰鬥力量和武器，因為這些從天國下來的阿利安人，
是諸神的兒子！他們是從喜馬拉雅山上，步行在光芒萬丈的天梯走下人間的神，如果獲得這一種武力，
就可以擁有征服地球統一世界的能力！
所以消滅猶太人的魔鬼種族，最好的方法就是使用煤氣室，因為要去屠殺大量人口時，
不能採用傳統的刀劍去殺人，因為這種殺人的方法都太耗損體力！也不能使用藥物去殺人，
因為強迫囚犯服用毒藥也是一種浪費人力的方法！同樣的問題也會出現在其它的行刑方法中，
例如絞刑的上吊、電極的方式、都需要耗費強大的人力物力，只有採用煤氣室的毒殺方法，
是最節省人力資源的一種集體屠殺的方式！
因此、德國在當時，分別在不同的地區，都設有這一種毒殺猶太人的煤氣室，這種煤氣室表面看起來，
設備好像一般的浴室一樣，只是天花板上的排水孔，排放出來的不是洗澡的自來水，而是排放有毒的煤氣，
德國士兵只要欺騙他們說：「全部脫光衣服、進入集中營的浴室中洗澡！」
這些猶太人就會乖乖的脫光衣服，拿著肥皂在身體上磨擦，直到煤氣室的排水孔排出了煤氣時，
他們根本就來不及反抗，也無從反抗地被煤氣毒死，再把屍首丟進入焚化爐中火化，或者就地埋葬在泥土下，
每一天成千上萬的人就這樣的去送死，根本就不分男女老幼童稚貧富身份，通通都要去送死才能了事！
這種可怕的滅種行動，幾乎每天都在上演，所以在三年的時間中，被毒害殺死的猶太人粗算估計大約有六百萬人！
我們從有關的文獻之中，收尋到一篇非常有價值的資料提供如下：
（二）煤氣室內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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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的品質－讀《活出意義來》 文 / 鄭曉江
奧地利著名精神醫學家、維也納精神治療法第三學派的代表人物維克多·弗蘭克在行醫時， 經常問那些經受了極大痛苦的病人：「您為什麼不自殺？」 既然能夠坐在弗蘭克的診所中看病，這些人當然是戰勝了他們面對的人生困境，可以回答他的問題了。 有的人說完全是因為考慮到子女的問題使其沒有步入死途； 有的人說是因為自己還有某項才能沒有發揮出來阻止了選擇死亡； 還有的人則說是因為保存一個珍貴的回憶才使自己沒有自殺。
弗蘭克醫師從長期的科學研究中，逐漸地發展出了他獨創的「意義治療法」，也就是說， 給那些在生活中受到巨大打擊者尋找出意義與責任，讓他們能從死亡的邊緣上走回來，重新揚起生活的風帆。 所以，弗蘭克醫師發展出來的「意義治療法」，從本質上來說即是讓無法活下去者也能拒斥死亡， 讓他們能從「鬼門關」轉回來，重新步入世間的正常生活。
弗蘭克醫生為何能發展出這樣一種造福於人類的精神治療法呢？ 除了他深厚的學養和刻苦之外，與他是納粹德國集中營裡為數不多的倖存者之一有很大的關係。
一、「末世臉」 二次世界大戰中，弗蘭克醫生因為是猶太人而被關進了令人恐怖的奧斯維辛集中營──它代表著煤氣室、 火葬場和大屠殺。剛到集中營的四天中，他與另外一千五百多名俘虜被關在一間只能容納兩百人的庫房內。 大伙每天只有一片麵包果腹，寒氣襲人，連蹲的地方都沒有。 死亡之神已在眾人的頭頂上盤旋，但是，弗蘭克醫生在《活出意義來》中寫道： 「我們這一梯次的每個人，差不多都有個癡想：料想自己可以逢凶化吉、消災解厄。」 可實際上，他們每個人都已經與死神碰過一面了，許多人已經喪失了生命。
還在下火車時，他們就被命令分成男女兩列，以便逐一從一個隊的長官面前通過。 俘虜們一個個蓬頭垢面，臉色灰黑，緩緩地走著。 這個納粹軍官「擺出一副滿不在乎、悠然自得的姿態，左手托著右肘，右手直立， 並用右手食指悠閒地指向左，或指向右」。 大多數的人都不知道這左或右意味著什麼，而弗蘭克醫師卻被人告知： 指向右邊表示你還有工作能力可以活著，而驅往左邊的人則意味著無力工作或有病在身而必須處死。 也就是說，這實際上是俘虜們到集中營以後的第一次生死判決。
僅僅是這第一次，就有約百分之九十的俘虜被判死刑，並在幾個鐘頭之內便由火車直接送往火葬場。 在一棟巨大的建築物的門上，用歐洲各種文字寫著「洗澡間」的字樣， 進去的每個人在脫光所有衣服之後得到一塊肥皂，然後進到巨大的沐浴室內。 不過從蓮蓬頭裡噴出來的不是水，而是毒氣。然後，大批的屍體就被運往焚屍爐裡迅速地處理掉了。
包括弗蘭克醫師在內的少部分人成為第一次選擇的倖存者。 在經過一次真正的清洗之後，他們所有的財物都被掠奪一空。 弗蘭克醫生最痛心的還不是那些被沒收的物品，而是他費盡心血撰寫的一部手稿。 雖然當時的情形確實令人無法忍受，可這次的沒收實際上成為了日後挽救其生命的一個契機， 因為他念念不忘自己的科學研究工作。
如果說，弗蘭克醫師和他的同伴們在被運抵奧斯維辛集中營的第一天便與死神擦肩而過的話， 那麼，他們從此以後便天天要與死亡為伍了。
他們完全不被當作人來看待： 晚上睡的是一層層搭起來的硬木床。每張床寬約六尺半到八尺，卻要睡下九個人，且只有兩條毯子。 「當然，我們只能側臥著彼此緊挨著身子。這倒有個好處，因為天氣實在太冷了。」 他們每天要干十幾個小時的活，或挖凍土，或搬運沉重的木頭等。 這些人身上穿著單薄的破衣爛裳，兩腿大都被凍腫，鞋子往往套不進去，可每天天不亮便被趕起來， 像驅牲口一般被趕往工地，稍一遲緩，監工的皮鞭就呼嘯而下。在這麼惡劣的環境下，做著如此重的苦工。
他們每天吃的又是什麼呢？一小片麵包，一小碗稀湯，另加一點人造奶油（或者一片劣等臘腸，或一小塊乳酪， 或一些人造蜂蜜，或一匙稀湯似的果醬，每天都不一樣）。 這些就是他們全部的食物了。這些東西對保持一個人起碼的營養水平是絕對不夠的。 而且不要忘記了，這些人每天還要做繁重的體力勞動。
日復一日，集中營的俘虜們在飢寒交迫中日漸衰弱： 「當最後一層皮下脂肪消失淨盡，我們便活像是披上皮膚和破衣的骷髏，眼看著自己的身體一天天萎縮下去。 身體消耗著體內的蛋白質，肌肉漸形消失，而後身體便毫無抵抗力。茅舍內的難友，一個個相繼死去。 每個人都能夠精確地算出下次會輪到誰，自己又將在什麼時候撒手西歸。」 弗蘭克醫師在剛入集中營時，一難友告訴他所謂「末世臉」是什麼意思： 「一個人如果臉色黯淡，形容憔悴，一副病懨懨的樣子，而且無法再勝任吃力的苦工……這人就是個『末世臉』。 遲早──通常是快得很──他就會進入煤氣間。」
「末世臉」者，實際上就是人們喪失了活下去的信心之後，在外觀上顯露出的死亡氣息。 在非人的待遇下，在令人無法忍受的苦役裡，在飢寒交迫中，無數的囚徒死去了； 還有的雖然沒有被折磨致死，但因為喪失了生存下去的意志，而採取了自殺的行為。
在納粹的集中營中，就是自殺也可分為兩種： 一是主動的自殺，即自己採取某種行為了結自己的生命； 而另一則是消極的自殺，即故意早晨不起床，故意違反有關規定，從而遭折磨至死。 有許多俘虜，早上醒來後，不肯穿衣起床，無論如何求他、恐嚇他、揍他，他就是躺在那裡一動不動， 並拒絕任何幫助。此時，他已是決心一死了──而且他的願望會百分之百立即實現。
死亡，死亡，還是死亡！在集中營裡，可以說無時無處無日沒有死亡。 但畢竟還是有人活了下來。這並不是說他們的身體碰巧特別的好，或者說他們的運氣特別的佳， 或者他們得到了更好的待遇，而是因為他們有某種特別的保護機制。 它們究竟是什麼呢？這是弗蘭克醫師在集中營裡尋找並實踐的東西。
二、精神的安頓所 痛苦就像一個揮之不去的惡魔，如影隨形般緊跟著我們每一個人； 而痛苦極致的死亡也是我們每個人或遲或早都必然會遇上的。 這便是人生的宿命，也是人類生存的實際存在。人類發展出文明與文化，從根本上說， 皆在於使人減少或免於痛苦的煎熬；皆在於使人減少或免於死亡的恐懼。 當人們在現實的物質層面對痛苦與死亡無能為力時，就只有求之於精神層面的操作了。 這一途徑在人們正常的生活裡是正確的，而在不正常的生活中， 如被關在集中營裡時，就更是人們要善加運用的法寶。弗蘭克醫生對這一點有深刻的描繪。
首先，在集中營裡，宗教的氛圍十分濃厚： 「俘虜對宗教的興趣，打從萌芽開始，就虔誠得令人難以想像。 那種信仰的深度和活力，常使新到的俘虜既驚訝又感動。 印象最深刻的要算是即興的祈禱或彌撒了。 不論是在茅舍內的某個角落，或搭著載運牲口的卡車由遙遠的工地返回營區，儘管又餓又累又凍， 週遭一片漆黑，大家仍不忘舉行這種宗教儀式。」
宗教是一種完全超越性的精神性活動，它是對人間苦難與死亡的深刻闡發。 因其主要建立在信仰的基礎上，所以它具有最大的廣泛性。 即使是在凶殘的納粹集中營裡，儘管囚犯們的各種活動都被嚴厲禁止，可宗教活動還是被允許的。 猶太民族具有深厚的宗教信仰意識，其苦難的歷史就被書寫進了他們的聖經中。 當這些被關進集中營的囚犯們，無論是多麼的苦與累，都不忘舉行神聖的宗教儀式時， 他們實際上是在文明的苦難歷程中和超越的信仰裡尋找消解痛苦的毅力和勇氣。
弗蘭克醫師指出，因為大家無視於周圍的恐怖，反而得以潛入了豐富且無掛無礙的內在的精神生活中： 「惟有從這個角度，我們才可以解釋這個教人困惑的現象： 看來弱不禁風的俘虜，反而比健碩粗壯的漢子還耐得住集中營的煎熬。」
弗蘭克醫生講了一個他自己的故事來說明這一點。
有一天清晨，囚犯們照樣被趕起來站好隊，稍一遲疑便遭來一頓毒打。 在昏暗的晨曦中，他們沿著坑坑窪窪的小道蹣跚而行。在刺骨的寒風中，幾乎每個人的腳都腫痛難忍。 大家不斷地滑跤、絆倒，互相攙扶著彼此拖拉著前行。
一位難友突然對弗蘭克醫師耳語道：如果我們的太太這時看見我們，不知會怎樣？ 我倒希望她們全都呆在營裡，看不到我們這副狼狽相。 一席話勾起了弗蘭克醫生對妻子的思念，疼痛和苦難似乎悄悄地退隱了： 「偶爾我仰視天空，見繁星漸漸隱去，淡紅色的晨光由灰黑的雲層中逐漸透出，整個心房不覺充滿妻的音容。 我聽到好的答喚，看到她的笑靨和令人鼓舞的明朗神采。 不論是夢是真，她的容顏在當時，比初升的旭日還要清朗。」 當一個人的肉體越接近死亡時，這個人若還有知覺，其素養也較高的話， 則此人的精神便越能擺脫其肉體的束縛，趨向一種無牽無掛的精神逍遙和一種永恆之境。
弗蘭克醫生在致人死命的苦役中，想到了妻子，想到了她的笑靨，他的神思在無限的時空裡盡情地翱翔， 由精神中的愉快超脫出現實的苦難，這使他明白了一個深刻的道理：
「愛，是人類一切渴望的終極。我又體悟到人間一切詩歌、思想、 信念所揭露的一大奧秘：『人類的救贖，是經由愛而成於愛。』 我更領會到：一個孑然一身、別無餘物的人只要沉醉在想念心上人的思維裡，仍可享受到無上的喜悅 ──即使只是倏忽一瞬間。 人在陷身絕境、無計可施時，惟一能做的，也許就只是經正當的方式（即光榮的方式）忍受痛苦了。」
在肉體最大的痛苦中，如果一個人善用精神，使神思飄逸出身體，去與溫暖人心的愛相系， 那麼，內心的幸福便能大大改善現實令人苦不堪受的處境。 這就是弗蘭克醫生抵禦痛苦與死亡脅迫的法寶。
可見，當人們處在一種無法忍受的災難之中時，完全可以通過將思緒放飛的方式，任由其在過去的時刻， 尤其是幸福的時刻停留，就可能極大地改善現實中的悲慘處境，甚至還能達到心滿意足的狀態。
弗蘭克醫生寫道：「以遁入過往的方式，找到了一個避難的港口。 只要你不自羈絆，就可一任想像力馳騁於過往，咀嚼一些無關宏旨、微不足道的前塵往事。 你會以懷舊的心情，把這些前塵往事一一加以美化，使其顯得遙不可及，也使你滿心渴望再度身臨其中。」
人們在過去的生活中，因為過得平常、平凡與平和，常常對身邊之人與事熟視無睹，任其流逝而不知。 只有在人們經受大痛苦、大災難的過程中，或之後， 以往的那些經歷才會突然地分明起來，突然地具備了從前體會不到的重要性和意義。
它們是那樣的令人神往？那麼的使人刻骨鉻心？讓人陶醉？ 為什麼過去無甚意義的事物突然會顯露出特別的價值呢？ 關鍵在於，人生中的意義與價值都是在比較中突顯出來的，當人們只處在一個平緩的人生階段時， 所有的生活事件皆無法顯現好壞優劣是非美醜等意義與價值； 而只有一個人的生活狀態突然發生了重大的變化，無論是往好的方向發展還是往壞的方向發展， 總之是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此時，過去生活的經歷便顯現出你身處其境時也體會不到的意蘊來。
這樣一種人生的實相，若我們善加利用，可以為我們的人生帶來很大的益處， 猶如弗蘭克醫師在最令人無法忍受的時候，把思緒集中於想像過去的一人一事那樣。
當我們每個人皆不可避免地迎來死神時，我們過去所有的生活經歷都將迸發出前所未有的光芒， 每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一位相識或擦肩而過的人，更不用說那曾經給我們莫大幸福之人與事，都會帶來無盡的回味， 使我們神往不已。因為，值此之時，我們將喪失一切，這個「喪失一切」也就使我們的人生中的「一切」 都變得富有意義與價值起來。
由此觀之，我們每個活著的人，在自己的人生過程中，都要善於把握現在， 充分地發掘當下每件事每個人所具有的意義，讓自己的此在活得真實，過得充實，體會到幸福和快樂。
三、「死得有點意義」 人之所以為人，最重要的本質是，人是一種知道價值、瞭解價值的大小，並追求價值最大化的動物。 因為價值與意義賦予了人生活的動力、生存的目標。 一個人只要有所希望，他的人生就會正常地延續； 而當一個人完全沒有了人生的任何目的與追求，其生命無論存在與否，其生活可以說都已經停止了。
弗蘭克醫生在集中營裡的最後時光，身體已經被摧殘得十分衰弱，隨時都有可能倒下死去。 而他工作的病室內，每天平均死亡六人之多。 他之所以還堅持著活下來，主要是因為其尋找到了活下去的理由，亦即活下去的價值──為了與那遠不可及的親人團聚； 為了能盡己所能地幫助難友。 不僅如此，弗蘭克醫生還有一種更高的形而上的追求──人生的選擇與自由。
在他看來，雖然在集中營裡的囚犯幾乎被剝奪了一切權利與自由，他們像一群馴服的綿羊任納粹分子宰割， 即便如此，人仍舊有一種選擇的自由：「人『有能力』保留他的精神自由及心智的獨立， 即便是身心皆處於恐怖如斯的壓力之下，亦無不同。」
弗蘭克醫生回憶到，在全體俘虜都受到致命的飢餓摧殘時，仍然有一些人到各處去安慰別人， 並且把自己僅餘的一片麵包讓給他人。雖然這樣的人非常的少， 但卻足以說明：「人所擁有的任何東西，都可以被剝奪，惟獨人性最後的自由── 也就是在任何境遇中選擇一己態度和生活方式的自由──不能剝奪。」
人在集中營這個人間地獄中生活，可以選擇當一個告密者，以換取一點少得可憐的食物； 也可以當一個獻媚者，以提拔成一名獄頭，苟延殘喘地多活一段時間； 但是，人們當然也能夠選擇做一個心地仁慈者，無私地幫助別人， 因為有一種意義與價值的充實而堅強地活著。這就是所謂選擇自己生活的態度與方式的自由。 在弗蘭克先生看來，即便是在最為悲慘的境況裡，這仍然是人不可完全剝奪的自由。
俄國著名作家陀斯妥耶夫斯基也曾在寒冷的西伯利亞集中營內關過很久。 他說：「我只害怕一件事：我怕我配不上自己所受的痛苦。」
弗蘭克醫生認為那些在自己的生命受到極大威脅的時候， 仍然能夠盡己所能地幫助他人的那些集中營內的夥伴們， 「他們的痛苦和死亡，在在都證明了一個事實：人最後的內在自由，絕不可以失喪。 可以說，他們配得上他們所受的苦；他們承受痛苦的方式，是一項實實在在的內在成就。 正是這種不可剝奪的精神自由，使得生命充滿意義且有其目的」。
人在世間要受到許多痛苦與災難， 但是，當人們身處這些痛苦與災難之中仍然能夠自覺地選擇某種道德及利他的行為時， 他便無形中把痛苦與災難轉換成了某種人生的成就； 因其有此成就，而使他在痛苦與災難之中獲得了意義與價值； 因其有意義與價值，而使他有了活下去的願望與追求； 因其有了這樣的願望與追求，他就有可能在最為艱難的處境下、在最最痛苦的狀態裡生存下去， 從而使自我的生命保有了尊嚴，顯示出熠熠光輝來。
弗蘭克醫生在納粹集中營中能夠活下來，也即得益於這一點。所以，他充滿感情地寫道： 「一個人若能接受命運及其所附加的一切痛苦，並且肩負起自己的十字架， 則即使處在最惡劣的環境中，照樣有充分的機會去加深他生命的意義，使生命保有堅忍、尊貴、無私的特質。 否則，在力圖自保的殘酷鬥爭中，他很可能因為忘卻自己的人性尊嚴，以致變得與禽獸無異。 這機會，他可以掌握，也可以放棄，但他的取捨，卻能夠決定他究竟配得上或配不上他所受的痛苦。」
在生活中，人人都害怕陷入痛苦與災難之中，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但是，我們必須明白： 一者，即便我們極力去避免，我們的一生中仍然不可能消除痛苦和災難的降臨； 二者，如果我們的生活中真的沒有了痛苦與災難，那麼，我們的一生裡也就不可能有幸福與快樂， 因為兩者都是在比較中才得以顯現的。 既然如此，我們就要去勇敢地面對人生的痛苦和災難，而且在承受它們的過程中， 善於將其轉化為一種正面的與積極的價值。
弗蘭克醫師告訴我們： 「忙碌而積極的生活，其目的在於使人有機會瞭解創造性工作的價值； 悠閒而退隱的生活，則使人有機會體驗美、藝術或大自然，並引為一種成就。 至於既乏創意又不悠閒的生活，也有其目的：它使人有機會提升其人格情操，並在備受外力拘限的情境下選擇其生活態度。 集中營俘虜雖與悠閒的生活和創意的生活無緣，但人世間有意義的，並不只是創意和悠閒而已。 如果人生真的有意義，痛苦自應有其意義。 痛苦正如命運和死亡一樣，是生命中無可抹煞的一部分。沒有痛苦和死亡，人的生命就無法完整。」
弗蘭克醫師引用了德國大哲學家尼采的一段話： 「懂得為何而活的人，幾乎『任何』痛苦都可以忍受。」 這就叫──參透「為何」，迎接「任何」，是弗蘭克醫生以其親歷為基礎送給世人的名言。 任何人，無論在何種惡劣的處境裡，只要保持某種期待，有一個活下去的目的，那麼，他就可以忍受任何痛苦與災難。 反之，即使在一個良好的生存環境裡，人們若沒有生活的期待，也沒有一個活下去的理由， 他們就不僅不能忍受痛苦與災難的煎熬，而且相當容易地走向自殺的不歸之路。
所以，弗蘭克醫師指出： 「我們真正需要的是從根本上改革我們對人生的態度。……真正重要的不是我們對人生有何指望， 而是人生對我們有何指望。我們不該繼續追問生命有何意義，而該認清自己無時無刻不在接受生命的追問。 面對這個追問，我們不能以說話和沉思來答覆，而該以正確的行為來答覆。 到頭來，我們終將發現生命的終極意義，就在於探索人生問題的正確答案，完成生命不斷安排給每個人的使命。」
我們每個人從生下來那一刻起，便承擔起獨特生命賦予的使命。 弗蘭克醫生認為，這一使命因人而異，因時而異。 如果一個人陷入了像集中營這樣的人間地獄，痛苦與災難，以至死亡充斥在其周圍， 那麼其惟一正確的人生態度便只能是把受苦當作他的使命： 「他獨特而孤單的使命。他必須認清： 即使身在痛苦中，他也是宇宙間孤單而獨特的一個人。沒有人能替他受苦或解除他的重荷。 他惟一的機運在於他賴以承受痛苦的態度。」 這樣，人們就可以把痛苦看做是值得承擔的負荷，明白了痛苦之中也暗含著成就生命的機會， 會勇敢地接受痛苦與災難，並在巨大的肉體痛苦中獲得精神的解脫，直至獲得某種靈魂的喜悅。
弗蘭克醫生指出，二十世紀的人的生活存在著一種普遍的現象，即：存在的空虛。 因為人類要成為真正的「人」時，會經受雙重的失落： 一是人類歷史之初，人就喪失掉了一些基本的動物性本能。 這些本能在其他的動物行為中是保證其安全穩定的主要因素，而人自從喪失掉這些動物性本能之後， 則必須面對一切，必須自作選擇。
「除此之外，人類在新近發展階段中，又經歷到另一種失落的痛苦，即一向作為他行為支柱的傳統已迅速地削弱了。 本能衝動不告訴他應該做什麼，傳統也不告訴他必須做什麼，很快地他就不知道自己要做什麼了。 於是他愈來愈聽從別人要他去做什麼，於是他就愈來愈成為順從主義的犧牲者了」。
弗蘭克醫生的意思是，人從動物界走出來，雖然這的確是大自然的一次空前傑作， 但人要成其為人就只能放棄那些動物性的本能。這固然是福，可換個角度又何嘗不是禍呢？
因為從動物成為人，雖然獲得了高級的生活，擁有了文明與文化，社會也能夠以日新月異的速度發展， 但是，人卻因為沒有了那些本能的衝動而不能自然、自發地做什麼，人變成了只能人為地做什麼： 他們必須面對一切變化，作出許多的抉擇來安排自己做什麼。 進入到現代社會，由於經濟的生產方式的發展使人們的生活方式也發生了極大的改變， 那些曾經指導人們如何生活的傳統遭到了現代人普遍性的遺棄， 所以，現代人該做什麼以及怎樣做，都成了難以抉擇的事情。 於是，現代人普遍陷入一種無可無不可的尷尬境地，痛切地感覺到人生意義與價值的缺失。
弗蘭克醫生曾經在維也納綜合醫院，對全院病人及護理人員做了一項全面的統計調查， 結果發現百分之五十五的問卷者呈現或多或少的「存在的空虛感」。 也就是說，一半以上的人感到生命無意義。 所以，現代人在生理上的疾病雖然已經得到空前未有的良好控制， 但是，現代人又空前未有地患上了「意義空虛」的生存危機之病。
因此，我們每個活在世上的人，都應該從弗蘭克醫生在集中營內的經歷體認到生命的每時每刻、 生活中的每一人每一物，以及人生裡的起伏跌蕩等，無不都意義盎然。 因為，即便是痛苦、災難和死亡，弗蘭克醫師都成功地指出了其蘊含的意義與價值。 認識到這一點，並貫之以人生的行為，現代人才可能不至於陷入「意義空虛」的生存危機中， 也才能使我們的生活幸福，面對死亡亦能無所畏懼，從而才能提升存在的品質。 （資料來源：《書屋》二〇〇四年第六期（總第八十期）－存在的品質） |
（三）地下救援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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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救援組織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納粹德國對猶太人實行駭人聽聞的種族滅絕政策，成千上萬的猶太人被屠殺。 在德國境內的猶太人不用說了，就是在歐洲其它國家的猶太人也都岌岌可危。 德寇鐵蹄所到之外，猶太人首當其衝地成為消滅的對象，甚至連婦女兒童也難逃厄遠。 如在法國，就有一萬五千多名猶太兒童被德國人抓起來運走，其中的大多數被毒死在設在波蘭的煤氣室裡。
但是，就在納粹德國極端慘無人道地揮舞屠刀的時候，有一個組織卻與他們針鋒相對，專門從納粹手中拯救猶太兒童。 這個連鎖組織橫貫全德國，其中三個領導人是兩位天主教神父和一位基督教新派牧師－－夏裡特神父、 杜瓦克神父和保爾?維格拉牧師。
夏裡特神父是一個耶穌教徒，他有些神經質，由於長期的超負荷工作，他的臉色蒼白，倦態畢露。 他一個人就設法庇護了四千多名孩子，是這項仁愛之舉中的卓著人物。
1942年初，維希政府兜捕了幾千名猶太人並把他們用船運往德國， 夏裡特神父得知這些被驅逐的猶太人被迫留下了他們的子女，共有120名，就千方百計地搜尋這些孩子， 把他們安置到德國人找不到的地方，然後設法把他們送到鄉下去。
為了保證萬無一失，他先派出一些年輕的助手們－－通常是些20歲左右的姑娘－－騎著自行車到鄉下走訪農戶， 以弄清這些農民們是不是真正的愛國者，是否靠得住，同時還要考慮到他們有沒有奶牛或奶羊， 能不能給孩子提供起碼的生活必需品。這些年輕姑娘們的足跡遍及了里昂周圍方圓百里的地方， 為大多數孩子找到了庇護所，另一些孩子被妥善地安置在教堂辦的孤兒院或學校裡。
就在夏裡特神父把這些孩子藏起來後幾個月，德國人對猶太人的屠殺越來越變本加厲了， 他們甚至向里昂下達交出200名猶太人的限額。 維希政府十分恐慌，警察們向夏裡特神父提議交出這些孩子去湊數。 夏裡特神父聽罷勃然大怒，斷然拒絕。警察對他恨之入骨，把他送進了集中營。
但是，夏裡特神父不但沒有向黑暗勢力低頭，反而以加倍的努力與他們作鬥爭。 他在獄中寫了一封致天主教徒和新教教徒的公開信，號召所有教會幫助猶太人，反對希特勒。 這封信被偷運出去，並寄發給了一萬名神職人員。 這封信對社會產生了極大影響，鼓舞了無數的青年加入了抵抗陣線。 3個月後，夏裡特神父出獄，他放棄了教會幹工作，並將組織轉入地下。
夏裡特神父以超人的智慧，組建了一個藏匿猶太孩子的複雜機構，成功地進行了許多救援行動。 他的救援行動逐步地擴展到法國的每一個角落。 他被公認為抵抗陣線的精神領袖，戴高樂任命他為地下組織的社會服務工作的總負責人。
杜瓦克神父屬於教派。他身材魁梧，臉色紅潤，滿臉的大鬍子。 戰前他就以一個反排猶主義者聞名歐洲，他的家被納粹抄了，他的住處被蓋世太保每天24小時監視， 但他仍在二戰中救出了一千多名猶太孩子。
1942年7月，德寇在巴黎圍捕了一萬三千名成年猶太人，把他們驅趕到一個大體育場裡， 並把他們的孩子強行拉走，整個體育場上哭聲震天，善良的鄰居們收留了這些孩子。 杜瓦克神父冒著危險，派出修女領回了30個孩子，並立即趁黑夜把他們分散到巴黎的親朋好友家中， 接著在城外給這些孩子們尋找安置的地方，使他們脫離了危險。 後來，杜瓦克神父又把一批批這樣的孩子送到了安全的地方。 與此同時，也有很多孩子落到了蓋世太保手中，並被送到了集中營，受到了非人折磨。 他們在冰冷的庫房裡等候下一次徵集。
保爾?維格拉牧師知道了這個地方的孩子慘狀，勃然大怒。 別看他身材矮小，灰白的頭髮蓬鬆得像個雞窩，但當他一發起怒時，可真是嚇人。 他本來就一直在巴黎貧民區進行社會福利活動，這時他召集了12個婦女，其中包括他的妻子， 讓她們馬上進行營救活動。經過多方思考，他想出了一條有風險卻很巧妙的計策： 用德文起草一份命令，假稱是蓋世太保總部發來的，指示立即釋放這些孩子。
幸運的是，這條計策居然順利地取得了成功。 第二天，這位牧師在夏裡特神父和杜瓦克神父的協助下，開始為這些孩子們尋找安全的住處。 在各方面人士的協助下，維格拉牧師一共救出了一千多名孩子。二戰後，他的名字和事跡被廣泛地傳誦著。 （資料來源：地下救援組織） |
（四）冷血殘酷的執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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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德哥爾摩綜合症案例 解決時間：2007-1-17 20:30 期末要寫學期作業了，想寫一篇關於這個題目的案例研究和分析，有人能提供大量這方面的案例嗎？ 要詳細的案例，謝謝~ ps:有加分 提問者： 仇麗莉 - 見習魔法師 二級
最佳答案
一名劫匪在持槍搶劫銀行時中了警方的埋伏，隨即劫持了一男三女，將他們扣壓在保管庫內。 匪徒提出的條件是，釋放在押的同夥，保證他們安全出境，否則將人質一個個處死。 經過六天的包圍，警方設法鑽通了保管庫，用催淚瓦斯將人質和劫匪驅趕出來， 狙擊手同時作好了危急情況下擊斃劫匪的準備。 然而，「離開保管庫後，三名人質反而將劫持者圍了起來，保護他不受警方的傷害，並拒絕提供不利於他的證詞。 一個女人還說她愛上了劫持者，等他獲釋後就嫁給他」。
這是發生在1973年瑞典斯德哥爾摩的一個真實的故事。 從那時起，心理學增添了一種新病例——斯德哥爾摩綜合症。 斯德哥爾摩綜合症在西方人質劫持事件中是相當普遍的一種現象。請看以下事例：
「劫持者與當局交火，而人質卻幫助他們填子彈…… 「有一次，一個劫持者帶著他的女人質通過一片沼澤地逃跑，警察即將趕上，劫持者嫌人質拖累，就決定放她， 但這個女人卻一直跟在後面跑。當警察逼近時，她還朝警察擲石頭，想減慢他們的速度，掩護劫持者逃跑…… 「曾發生過這樣的情況，當警察進行襲擊時，人質竟自動站出來用身體為劫持者擋槍子…… 「有一次，被釋放的人質偷偷越過警察跑到劫持者那裡，向他們報告警察所在的位置…… 「被綁架的人質可能向警方提供不可靠的情報，甚至假情報，例如虛報劫持者的武器數量及種類。 當局的援助工作可能受到阻礙。……」 人質這是怎麼了？恐懼能夠產生愛？傷害能夠帶來依戀？高爾基曾經謳歌： 「人，這是個大寫的字母！」「大寫字母」從什麼時候起寫得歪歪扭扭的？
西方心理學家這樣解釋斯德哥爾摩綜合症： 人質會對劫持者產生一種心理上的依賴感。 他們的生死操在劫持者手裡，劫持者讓他們活下來，他們便不勝感激。 他們與劫持者共命運，把劫持者的前途當成自己的前途，把劫持者的安危視為自己的安危。 於是，他們採取了「我們反對他們」的態度，把當局當成了敵人。
東西方的國情有異，斯德哥爾摩症「傳染」到東方後，產生了一些「變種」。 東方人質落入劫持者的掌握後，對劫持者產生了更強的「心理上的依賴感」（大多數「以命相托」）， 然而他們的命運卻十分悲慘。
1999年，中國福建省三明市發生過一起滅門慘案，一公司老總家全家遇害。 案破後，警方對這家人的被害唏噓不已。案情經過是這樣的：
搶匪闖進家門，宣稱只要服從，將不會傷害他們。但在捆綁家屬時，兒子與他們打了起來。 女兒直叫別打了：「他們又不會傷害我們。」「他們只是要點錢財。」 於是兒子停止了反抗。匪徒將他與其姐姐、保姆全部捆好，正當逼迫他們交出貴重錢物時， 經理夫婦到家了，此刻時間約為晚上十點。
父親一看家人被縛，衝上去以一敵三與搶匪搏鬥，因其身壯力大，加之是在拚命，搶匪一時還奈何不了他。 這時兒子、女兒不斷在旁哀求父親：「爸爸，別打了，他們只是要我們一點財產，不會害我們命的， 你這樣子要把大家都害死了。」父親聽女兒這麼說，遂停止了反抗，搶匪也將他捆綁起來。
這時母親進了房，嚇得大叫起來，父子三人又勸她： 「這幾位兄弟只是要我們一點財產，不會害我們的，別怕！」於是母親也停止了叫喊。 搶匪把她也捆好並把一家人的口全部塞緊，在這之前，匪徒們因緊張都忘記了這點。 接下去是逼問、拷打，匪徒得到存折密碼及貴重物品後便將一家人（包括保姆共五口）全部殺害。
一個警官說，這一家人至少有兩次活命機會都沒抓住， 即如果當父親與匪徒搏鬥時全家人一起呼救——這家人所住的房子臨街——獲救的可能性非常大。 或者他與匪徒搏鬥時，擋住匪徒，大聲呼叫妻子別上來，歹徒很可能要奪門而逃。
他們是否希望以自己的誠心感動匪徒?他們是否想證明，心和心可以相通，四海之內皆兄弟？
「不會傷害我們」的呼聲也曾響徹在浙江千島湖上。 1994年，三個歹徒在千島湖用獵槍、刀、斧劫持了一艘大型遊艇，將三十二個遊客（包括導遊及其他員工）全部殺害。 此案的驚奇之處是遊客被騙鎖進底艙，歹徒打開船底閘門淹船時，艙內哭聲震天，遊客衝上去拚命砸鐵欄門， 歹徒扔炸藥包，倒下去一批，又衝上一批……這裡有個疑問， 現在被鎖住了才拚命，何不當初自由時拚命？三十多人齊往前衝，歹徒又能擊倒幾個？
案後據罪犯招供，被鎖進底艙時確實有部分遊客想反抗， 但導遊和眾多「有頭腦」的遊客把他們說服了：「聽他們的」；「他們只是要財物，不會傷害我們的」。原來如此！
1976年，法航139次班機被恐怖分子劫持到烏干達的恩德培機場。 以色列年輕婦女達維森是經歷這段地獄之旅的少數頭腦清醒者之一。 據她回憶，劫持過程中，留給她強烈印象的不是恐怖分子如何凶神惡煞，如何毆打、虐待旅客， 而是每當恐怖分子的頭（達維森認為此人相當陰險狡猾）發表演說，全機艙裡一片掌聲。 達維森非常討厭這些掌聲，她寫道： 「這些年來，我一直不能理解大屠殺。 年復一年，我讀了關於這個問題的材料，看了這類電影，聽了那些聳人聽聞的證詞， 但是我不能理解。為什麼猶太人竟那麼平靜地走進煤氣室？ 為什麼當他們一無所有的時候，他們還像綿羊一樣去任人宰割。 我需要經歷恩德培的一場惡夢之後才能理解。 現在，只是現在，我才理解。當人們想活命時，是最容易受騙的……」
我們不知下面這個案例所記述的，又是斯德哥爾摩症狀的第幾個變種？ 讀著它你的知覺也許會不知不覺陷入迷糊，你不由地會想： 「如果陀思妥耶夫斯基活到今天還想從罪案中獲取寫作靈感的話，恐怕他已經無法動筆， 二十世紀出現的新型罪案，撲朔迷離，根本就超出了他的理解能力。」
2002年，中國山東省廣曉縣高二女生劉雲（非真名）在上完晚自習騎車回家的路途中， 被罪犯王江西污辱並受到殘酷的毆打。之後，劉找不到身上的衣服，王允諾暫時先在他家安頓一下， 第二天他去買套新校服，再讓她回家；劉雲遂牽車跟他行去。
路上經過熱鬧的村民居住區，遇到幾撥騎自行車的人，劉都沒有呼救。 最荒唐的是，在一個岔道口，王去還自行車，叫劉蹲在一家門洞口等他； 還完車，酒氣未脫的王江西自顧自走回家，竟把劉雲忘了，待到記起趕過來時，大半個時辰又過去了； 劉雲還蹲在那邊等候，雙方像是約好了一般。 到罪犯家後，劉雲哭了，說頭很疼，王江西似乎天良尚未喪盡， 安慰她說：「明天一早我就去給你買衣服。」劉雲應了一聲，便昏昏沉沉睡去。
生活比小說更迷幻。第二天一早，王江西對醒來的劉雲說： 「我現在就去給你買衣服。」但走到門口，劉雲一句冷冰冰的話將他打回來：「我認識你，我要去告你。」 聞聽此言，這個惡魔露出猙獰的面目： 「你要告我，我就拿刀捅死你，把你埋了，一個人也不知道！」 劉雲竟然回答：「你不要用刀捅我，我要吃藥死，我死後請你把我埋得深點。」
劉雲的話使王江西感到莫名其妙，又感到毛骨悚然； 隨後兩人就該不該死發生了一番爭議，爭議的結果是王江西答應去為劉雲買安眠藥。 一路上王思想鬥爭很厲害，人性似乎有些復甦，幾次想給劉雲父母打電話（之前他從劉處獲知了電話號碼）， 然後遠走高飛。 但獸性最終戰勝了人性，在一個公用電話前他猶豫了許久，手伸出又收了回來，他最終到了一個私人診所， 買了四十片安眠藥。
當王江西在路上消磨時間時，劉雲沒有離開他的租房半步。 事後報道此案的記者大惑不解： 「究竟是什麼原因令已經看到死亡獰笑的劉雲如此無動於衷，即便是面臨絕好的出逃良機，她竟然視若無睹？ 難道失身所帶來的傷害真的就比生命還重要？ 事後，劉雲的麻木非但令主審此案的法官分析不透，就連王江西對此也是不明就裡。」
往下的情節宛如「愛麗絲漫遊惡夢」——劉雲索藥，王江西不忍就給，拖時間。 劉提出要看墓地，王陪她去。劉說：「我喜歡有草的地方，你一定要把我埋深一點。」
王找了一處有草的地方，劉親手把一大片草拔乾淨，之後， 站在一旁看王江西一鏟一鏟開始挖，直至黃昏，墓穴挖成…… 第二天一早，劉雲突然大哭，說要去告王江西。王安撫她，劉提出了服藥，王將三十八片安眠藥分幾次給了她 （有兩片先被他吃掉了），劉服後問：「還有沒有別的藥?」 王從床底下找出半瓶農藥，她一飲而盡…… 「此時的劉雲因藥力發作，面色呈現出極為痛苦的表情，意識到所剩時間不多了，劉雲再次哭訴， 她說自己有一個要好的同學，自己對不起那個人，還說想見父母一面，自己就這樣走了不是個好女兒。
劉雲的痛苦和悲切讓王江西不忍直視，這個罪惡的歹徒終於流下了懺悔的淚。 陪劉雲哭了一段時間後，王江西發現劉雲的身體因疼痛而劇烈地痙攣起來，在劉雲斷斷續續的哭求下， 王江西將劉雲抱至事先挖好的深坑裡。當劉雲在坑裡躺下的一刻，她懇求王江西能否將自己的父母叫來見最後一面……」
十九世紀哪有這樣的案件？可憐天下父母心！
與王江西案如出一轍的還有河北省的張伊亮案。 張伊亮是系列殺人狂，在其作惡的過程竟也有善念一閃，而被他劫持殺害的女子多數也像劉雲一樣，癡癡呆呆。 心理學家應該研究這個問題：是否當「人類的精神戰慄時」，受害者的心魂，說迷失就迷失了， 連帶著罪犯的心魂也迷失了?斯德哥爾摩症狀還有多少謎團等待著被揭示？
半個多世紀以來，研究蘇共歷史的學者一直無法解釋這樣一個問題， 那麼多受過地下工作鍛煉（其中不乏與列寧並肩戰鬥過）的老布爾什維克， 在沙俄的刑訊室中屢次面對死亡毫無懼色，為何一到斯大林的審判庭，個個卑躬屈膝，胡亂招供， 爭相往自己身上潑污水，最後痛哭流涕要求判自己死刑？甚至在刑場上他們也還在高呼：「斯大林萬歲！」
這又是斯德哥爾摩症狀的哪種變型？心智迷失如此，怎不令後人「為親人灑下了祭觴！」
老革命冤死及其「心智迷失」並非蘇聯一家獨有，捷克、匈牙利、阿爾巴尼亞、蒙古…… 幾乎所有社會主義國家（除了越南）都曾上演過這一幕悲劇。 1949年，匈牙利共產黨主要領導人拉伊克（匈共政治局常委、匈牙利人民陣線主席）在匈共的清洗浪潮中被捕， 同其他四名匈共高級幹部一起被判處死刑。中國學者趙啟強在其報告文學 《走向絞刑架的改革家——納吉與匈牙利事件》中寫道： 「在那個恐怖年代，許多蒙受冤屈的人被打成殘廢，精神被徹底摧垮。」
拉伊克——這位多次蹲過敵人監獄的老共產黨員，這位多次領教過警察特務各種審訊、 拷打而從未屈服過的老地下工作者，在拉科西的保安局的摧殘下，精神完全崩潰了。 他站在擴音器面前，毫無表情，嘴裡不停地念著別人替他捏造的口供： 他是美國特務，是南斯拉夫法西斯分子的走狗，他準備搞政變，他要謀殺共產黨的領袖……
在1938年的蘇聯，我們也見到過相同的場面：布哈林在法庭上，也承認了他是帝國主義間諜的指控。 到底是什麼手段能使共產黨的保安人員達到比法西斯暴徒都難以達到的目的——迫使如此優秀的人物就範？
這是一個謎？
1987年7月3日，《巴爾的摩太陽報》就蘇聯歷史檔案解禁一事報道說： 「據蘇聯官方公佈的數字，由於斯大林的罪行，使一千七百萬人被送往勞改營並死在那裡，五百萬個家庭被放逐。 一位四十多歲的莫斯科婦女說：『我從來不知道這件事。』她的眼睛在讀揭露文章時哭紅了。」 1987年12月20日，蘇聯《星火》週刊登出人口學家馬克．托爾茨的文章： 「在1929年至1937年之間，由於集體化和饑荒，總共有一千四百五十萬人死亡。…… 在一些村莊，受饑荒之害的農民一家一家全部死去。」為掩蓋農民大量死亡的真相， 「……蘇聯統計學家在斯大林的壓力下偽造了1937年人口普查數字。 參加人口普查而瞭解內情的統計學家被送往勞改營，普查的主持人於1939年被害死」。
列寧逝世前曾力圖作一次「最後的鬥爭」。中風、癱瘓、失語症卻阻止了他的「最後的鬥爭」， 而今歷史留下的資料卻是，斯大林1953年去世時，成千上萬的家庭「老人也哭，小孩也哭」 ——這些家庭不少都曾失去過親人。
平心而論，我們不能把斯大林時代的犧牲者都看做斯德哥爾摩綜合症患者，因為這個數量太龐大了， 他們已經受盡冤屈而死，誰能忍心再說他們都是斯德哥爾摩症患者？ 他們中哪怕是人格有缺陷的（如季諾維耶夫、加米涅夫），也極其可憐。 季諾維耶夫曾違背列寧的遺願，阻止列寧遺囑在黨代會上宣讀，從而保住了斯大林。 十多年後，他被處死刑，臨刑前，他反覆地說：
「看在上帝的面上，同志們，看在上帝的面上，請給斯大林同志打個電話吧！」 當斯大林的衛隊長在酒宴上繪聲繪色地表演這一場面時，斯大林竟笑得前仰後合……這是多麼觸目驚心的一幕！
可是我們確實在蘇聯的數不清的冤案中，找到了一名斯德哥爾摩症患者，此人是二十世紀「傳奇式的人物」 （索爾仁尼琴語）。他的心智已經完全迷失。 豈止迷失，簡直喪心病狂。他兩度淪入「地獄」，卻在「地獄」中萌發出熱情，要把「整個的生命和全部的精力」 獻給一個「壯麗」的事業——為提高克格勃勞改營的工效而「鬥爭」！ 其原創性的「革新」數不勝數，深得領袖讚賞，最後官升克格勃中將。 1958年，因長期積勞積瘁，死於莫斯科。蓋棺論定，他是二十世紀最特殊的（或許也是最壞的）斯德哥爾摩症患者。
1928年至1930年，斯大林掀起一場又一場運動（樂此不疲），一會兒清查「沙赫特」分子， 一會兒大抓「工業黨」和「孟什維克中央局」，一會兒又是清查所謂「勞農黨」， 最後大抓什麼梁贊采夫「聯合組織」。 幾年下來，幾十萬人被逮捕，幾千人被槍斃，大量辛勤工作在蘇聯生產建設一線的專業人員死於非命。 這些案件多年後證實純屬捏造的假案，此處不贅述。 在這些假案中，有個特殊（因「沙赫特案」被判刑）的犯人，他不是蘇聯人，他是土耳其人，叫弗連克爾。
土耳其人跑到蘇聯去幹什麼？ 原來，在布爾什維克鬧革命的時期，援助俄國革命的外國人有不少，這些外國人長期與俄國來往， 有些就住到了俄國，他們援助革命有些是純粹出於道義的，如日本人明石； 也有是既考慮道義也考慮經濟利益的，如美國百萬富翁哈默；還有一些是因為喜歡冒險，如土耳其百萬富翁弗連克爾。
弗連克爾具有經商天賦。從商學院畢業後，他先是從事木材貿易，迅速成為百萬富翁，被稱為「黑海木材大王」； 接著搞運輸，很快擁有一支近海船隊；然後投身出版業，擁有一家自己的報紙，其風格接近通俗文學； 還開了一個專欄專門挖苦、嘲笑自己的商業對手。總之那個時候弗連克爾是個精力旺盛、熱愛生活、活潑風趣的人物。
弗連克爾早年援助俄國革命有兩件事可圈可點： 一是革命前曾販運武器給布爾什維克戰鬥隊； 一是革命後蘇聯經濟困難時，他趕到蘇聯，運用自己的金融才能，幫助蘇聯進行黃金交易，阻止了蘇聯黃金外流， 並使大量黃金由境外流入了蘇聯國庫。
如果他僅限於在這樣的水平援助蘇聯，「君子之交淡如水」，說不定若干年後， 蘇聯史書會記載：「弗連克爾同志，土耳其人，不遠千里，來到俄國，長期無私援助俄國革命， 是俄國人民的老朋友……」錯就錯在有一天弗連克爾心血來潮，頭腦一熱，把家從土耳其遷到了蘇聯 （索爾仁尼琴說：「某種宿命的力量招引著他前去紅色大國。」）他不但加入了蘇聯籍， 還把數百萬資產交由蘇聯處理。而他自己作為專家，去管理部門工作。
幾年後弗連克爾被捕，被打成與國外勾結的「沙赫特分子」、土耳其間諜，家破人亡！ 他被押送到靠近北極圈的索洛維茲勞改營長期服苦役。 而當地勞改營死亡率極高，政治犯與刑事犯關在一起，很難活過三年…… 弗連克爾卻活下來了。他的生存天賦說簡單也簡單，那就是：「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 他的陰森森的神情嚇退了不少獄卒（營卒），「野狼嚎」（刑事犯）的「工間娛樂」（毆打政治犯）不會找上他。 終於有一天……弗連克爾對勞改營運作系統發生了興趣，開始「解剖麻雀」。 數月後，他向索洛維茲管理局遞了一份報告，對勞改營管理的每一個環節進行分析，指出國家資源（包括人力資源） 遭到了低效率使用，若要改進，得採取如下措施等等，看得管理局頭頭們臉紅一陣、白一陣， 驚呼：「人才！人才！」 報告很快地轉上去……
1929年的一天對索洛維茲是個重要的日子。這一天莫斯科直接派來一架專機，把弗連克爾接去見斯大林。 索爾仁尼琴寫道：「斯大林很有興趣地和弗連克爾談了三個小時。這次談話的記錄永遠不會公開， 因為根本就沒有做記錄。但是弗連克爾顯然在各民族的父親面前展示了利用犯人勞動 『建設社會主義』的光彩奪目的前景。……」
按照弗連克爾方案推行的勞改營四級登記制度、瑣細的伙食熱量計算及再分配製度、刑期折減計算新方法等， 蘇聯勞改營的勞動生產率大大提高，然而犯人的死亡率也大大提高。 例如，白海運河是運用弗連克爾方案建成的第一個工程，工期縮短了一半，犯人竟死了成千上萬， 弗連克爾卻得到了一枚斯大林勳章。白海運河建成後，斯大林任命弗連克爾為貝阿（貝加爾—阿穆爾鐵路幹線）工程處長。
弗連克爾獲得了自由沒有？似乎獲得了。他先任勞改營工地主任，後任勞改營工程處長，其身份多麼「榮耀」。 可是他又不是完全的自由人，他離開勞改營系統的任何嘗試（比如說打報告要求做個平民）， 都會導致他立刻喪失性命；他成了「留場就業者」，已經成為「人質」。 弗連克爾不管這些。「學海無涯勤為舟」，勞改營將他迷住了。 他在各個勞改營考察，不斷探索各種前所未有的管理方法；對比，否定，肯定……
1937年，他再度被捕，這一次逮捕凶多吉少，他被判十年，其實判十年與判二十年的意義相差不大。
又是偉大領袖救了他！1939年蘇聯侵略芬蘭，蘇芬戰爭爆發。 蘇軍與芬軍的戰爭從某種意義上說，本是重量級拳手和幼兒園小孩的搏鬥，卻不料接連失利。 領袖震怒了。追究責任，原來「投到遼遠的卡累利阿雪原上的軍隊沒有供應線」，重武器運不上去。 誰有辦法在短時間內在北極圈凍土層上築出兩條鐵路？除非神仙！斯大林想到了弗連克爾。
服苦役的弗連克爾又一次被召見。沒有解釋，沒有道歉，斯大林第一句話就要求： 三個月內，在卡累利阿冰天雪地裡建成三條鐵路——一條與前線平行，兩條與前線垂直。 沒有條件，惟一的是擁有足夠充足的人力：一無計劃二無倉庫三無採掘機械四無汽車運輸，一切靠人力。 「能做到嗎？」領袖問。弗連克爾冷冰冰地回答：「能！放權！」
弗連克爾提出了自己的條件（全蘇聯只有這樣一個人敢跟斯大林討價還價）： 退出原有的古拉格（蘇聯勞改營）系統，另成立鐵路拉格系統——全蘇鐵路建設勞改營管理總局，任命他為局長； 國內一切資源供他調撥使用，只要他需要；鐵路勞改系統的一切規章制度由他重新制訂。 領袖同意了。全蘇聯的「犯人們」，痛哭吧！ 不管你是工人、農民、教師、技術員、軍人、專家、學者……你們的末日到了！
卡累利阿鐵路線如期完成，接下去還有沿伊朗邊境鐵路、沿伏爾加河鐵路、貝加爾—阿穆爾鐵路…… 弗連克爾得了一枚又一枚勳章（憑良心說，弗連克爾也對莫斯科戰役和斯大林格勒戰役的勝利做了貢獻， 沒有弗連克爾建的鐵路復線，遠東部隊趕到莫斯科的時間就要延遲），他把這些路都建成了「死亡之路」。 他的官職越升越高，成了內務人民委員部的將軍（中將）。
沒有什麼同僚（包括貝利亞）會蠢到去妒忌弗連克爾。 他一不戀權，二不貪財，三不近女色；所謂無慾則剛！他只對一個事業感興趣——提高克格勃勞改營的工效。 他智力超群，其「傑出才能不僅表現在組織工作方面，好幾排數字他只需過一次目，就能用心算加出來。 他喜歡誇口說，能記住四萬名犯人的面孔和他們每個人的姓、名、父名、條款（罪名）和刑期」。 他「從來不要總工程師。看到呈閱的鐵路車站設計圖，就急於在裡面發現錯誤， 一旦發現，他就會把這張圖紙揉成一團，朝部下的臉上摔過去」。
索爾仁尼琴寫道：「他特別喜歡半夜打電話給工地，藉以維持關於他從來不睡覺的傳說。」 「他像托洛茨基一樣，永遠住在列車裡。」「他從來沒有結過婚。」 「從臉上明顯看出他充滿了憎恨人類的兇惡意向」……他這不是有病嗎？ 任何現代社會的心理醫生都可以指出，這是一名精神病重症患者，屬於只有恨沒有愛的那類患者。 只是不能確定的是，這是一種新型的精神病，還是斯德哥爾摩症的又一變種——為虎作倀的變種？
在當今世界中，有一支最可憐的人群，他們是邪教群眾。 他們多數過著群居生活（現在也有散居的，但是思想受到嚴格控制），許多人將自己的所有財產捐出， 帶領一家加入了「教會」。許多人每天勞動十幾個小時，超出了常人所能忍受的限度，長期營養不良…… 溫馨、親情、兒女呢喃……早與他們告別。兩情相悅、生死相許、柔腸寸斷……不啻海外奇談。 理想、前途、夢想……一切與他們無緣。 他們的目光如待宰的羔羊怯生生，似乎在哀求： 「我們沒有傷害你們，請你們放了我們，請你們讓我們按自己的意願生活。」 他們也極少哭泣，如果哭泣，那是因為他們要離開這個世界了。
有人說，二十一世紀的瘟疫是恐怖主義，錯了！錯了！邪教在後面等著哩。它很有耐心。
由此看來，同樣都是精神癡迷狀態，然而「進入狀態」的途徑卻不同： 斯德哥爾摩症靠「當頭棒喝」——一次驚嚇就夠了！ 邪教則必須靠日日夜夜的修煉——無休無止地洗腦。 除了特殊例子（如弗連克爾等），斯德哥爾摩症來得快去得也快，而邪教卻能糾纏你終生。 斯德哥爾摩症的潛意識是戀世，邪教的潛意識是厭世。誰的害處大，不言自明。 （資料來源：斯德哥爾摩綜合症案例－百度知道） |
（五）活在歷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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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走邊看 2004.1 陳湘安 序 世界是從少年開始的。 但是開始的方式各不相同。 記得我1974年高中畢業後，最想也是首先干的一件事是周遊世界。
那時候青少年心目中的周遊世界就是在祖國大地上行走。我去看了長江黃河。 在進入三峽之前到達重慶，我第一個去看的是紅巖村的渣滓洞和白公館。 第一次出遊走了幾千公里，首先選擇去看的竟是一個監獄的遺址， 可以想見，一個人少年時代所接受的教育是如何地影響著人生。
後來當記者，穿越過渺無人跡的崑崙山、岡底斯山脈的高原凍土地帶，到了西藏北部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的中尼邊境。 一群來西藏朝聖的印度遊人遇到了麻煩，向中方求救。 我聞訊前去採訪。帶隊的是一位印度年輕的女外交官。
在等待印度軍方直升機前來接送的時候，我們閒聊。 她問我：為什麼喜歡當記者？我說，因為喜歡周遊世界。 她突然笑道：我也是喜歡周遊世界，可我選擇的是做外交官！ 望著玲瓏的小雲雀輕盈直上在空中變成一個黑點，我在想，周遊世界該是所有人少年時代心中的夢想吧！
到世界真的進入我們視界的年代，我發現一個個民族的生存與發展，也正如一個個生命個體的成長， 它們在童年所經歷的一切也會以某種形式留下印記，並成為這個生命的一部分。 我的眼光穿透變幻風雲落在以色列。記不得這個彈丸小國最初是怎麼吸引了我。 無論如何，她實在是太神奇了。 她歷經了世界上最深的苦難，演繹了世界上最動人的故事，創造了世界上最大的奇跡，她成了我心中揮之不去的謎。
以色列驚心動魄的爆炸聲似乎是我們耳邊永遠不滅的話題。 生活在和平環境中的少年也許會覺得這一切都不可理解：那裡為什麼總是戰亂不休？ 那裡的人們為什麼要選擇這樣的生存方式？他們的仇恨是從哪來的？難道他們不嚮往和平？ 這種冤冤相報要永無休止嗎…… 在沒有弄清楚事情的原委之前，一定別忙著先下結論。記住這一點很重要。 讓我們去以色列看看吧。
來到以色列，才知道什麼叫歷史感。 站在橄欖山上遠眺，聖城耶路撒冷盡收眼底。 這座幾乎全是用石頭組成的古城，經歷了幾千年風雨歷練，在金色的夕陽中瀰漫著寧靜的神聖氣息。 但這寧靜卻隱含著淡淡的憂傷：這裡的每一寸土地，都浸透了歷代征戰者的鮮血和汗水； 每一塊石頭，都能引出一段動人心魂的故事。 從地理上看，以色列位於三大洲交接之處，西瀕地中海，南臨亞喀巴灣，北接黎巴嫩，東與敘利亞、約旦接壤。 是個狹長形的小國家。面積比中國的台灣省還小。
就是這一小片土地，孕育出了一群獨特的人。 他們在離散了1800年之後，又在原地，集合了原來的民族，重新建立起一個國家。 這是人類歷史上獨一無二的、任何民族都無法重演的事件。 然而這裡上演的卻是一場經典的悲劇，它使人類創作的一切悲劇藝術都相形見絀。
來到位於聖城耶路撒冷邊上的現代化新城，一眼就可以看到一個巨大的水滴型白色建築， 那是著名的以色列博物館，裡面有猶太人和中東宗教藝術的貝扎勒博物館，考古學和聖書博物館， 搜集古書的書物殿和雕刻花園，展出的珍品文物多為各個時代不同版本的《聖經》， 包括最古老的完整版本《先知以賽亞書》和在昆蘭的一個洞穴中發現的死海古卷， 目前人類發現的年代最早的《聖經》手抄卷。
據以色列朋友介紹，以色列人酷愛建博物館。 無論哪個城市、小鎮和大的社區，都有自己的博物館。眾多的博物館中， 最著名的要數以色列博物館、猶太民族流散博物館和大屠殺博物館。
為紀念二戰期間死於納粹集中營的600萬猶太人而建的「大屠殺博物館」，是一處令人震撼的地方。 裡面展示了從1940年起，德國納粹黨有計劃地大規模屠殺猶太民族的各種圖片和文獻。 其中包括德軍波蘭駐軍司機漢斯·約斯特於1941年9月19日，在當時被斷水、 斷糧達一年之久的華沙猶太區所拍攝的129張照片。
常常可以見到猶太少年站在長廊縱橫的大屠殺時期受難兒童館內，聽老師講解當時的情景。 幽暗的燈光映照出牆上簽著名字的照片和少年聆聽者一張張肅然的臉。
博物館外的每棵樹下 ，幾乎都立著寫有親人名字的紀念牌。 兩幅巨大的浮雕，一幅描述的是華沙猶太區內的猶太人的拚死反抗； 另一幅是東歐猶太人被送往集中營的最後旅程。 浮雕中有一位老人在當時舉世無援的慘境中手持猶太法典，舉首向天欲問無言。
只要你站在以色列，周圍所有的事物，都會反覆告誡你：勿忘歷史。 以色列的孩子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中長大。每個男嬰，在他出生的第八天，必須接受割禮。 從孩童時代，他們就開始接受古訓，由長輩教他們記錄先祖亞伯拉罕與上帝的誓約。 多少年來，這個聖經中的誓約就是以這種形式在千百遍的強化中滲入每一個猶太人的血液。
猶太人和上帝的誓約是猶太民族最重要的事情。 相傳約在公元1000多年前，猶太人的先祖亞伯拉罕與上帝締結了誓約－－猶太人接受上帝的道， 而猶太人有自己的祖國，成為上帝的選民。 據說就是從那個時候起，這個誓約就成了每個猶太人心底不移的信念，海枯石爛，百代不衰。
以色列的歷史是在晨昏朦影中開始的。其史實和傳說交織在一起，後人難以分辨。 許多傳說已成為歷史的重要組成部分，人們確信它們都真實存在過。 它們甚至比真正發生的事情更能影響這裡的歷史。
以色列所有的社會生活，都和他們的歷史有關。 和大多數國家一樣，以色列一年也有不計其數的節日。 但不同的是，幾乎每一個節日，其內容都是在提醒猶太人勿忘歷史，今日不易。
以色列最古老的節日是逾越節。 這個節出自摩西率猶太人逃出埃及，回到「流著奶和蜜的地方」－－迦南地（今日以色列）的典故。 在這個節日，有三樣東西是家家戶戶必備的：節日祭品，無酵餅和苦菜。 猶太人通過這三樣東西講述祖先早年逃出埃及的苦難史。
每逢這個節日，家中最小的男孩，必須在晚餐中起立，向最長者提出四個亙古不變的問題： 我們今天在幹什麼？為什麼父親要坐在枕頭上？為什麼今天要吃煮熟的雞蛋？為什麼要吃11條麵包？ 老人們自然打開話題，用莊嚴的語氣，講述猶太人千百年來受苦受難建立國家的歷史。 他們就這樣過節。從最喜慶的新年，最歡快的狂歡節（普珥節），到五旬節，燈節，贖罪日節－－無一例外。
在以色列，宗教和歷史是合為一體的。以色列的孩子從記事起，就開始接受歷史和宗教的終生不斷的教育。 孩子們從小學二年級就開始學《聖經》；到了三年級，老師們就用一種孩子們喜愛的方式增加一門新課－－本國地理。 他們帶著孩子們去遠行，用腳認識以色列。這種活動一直要持續到高中。 師生們的足跡踏遍了以色列的山山水水，準確地說應該是沙丘荒漠，特別是南部沙漠。 他們繞著耶路撒冷走了一圈又一圈，無數遍地到北方邊境親身感受那裡隨時可能爆發戰爭的緊張氣氛。
當北京的孩子們在故宮無憂無慮地觀賞皇家國寶，當杭州的孩子們在西湖盪舟賞桂， 當美國的孩子們尖叫著在迪斯尼樂園瘋跑，當意大利的孩子們在古羅馬鬥獸場徜徉， 當法國的孩子們躺在盧浮宮裡看著斷臂的維納斯時，以色列的青少年卻在本國的博物館裡看著3000年猶太人的悲慘歷史： 神聖恢弘的偉大聖殿在羅馬的鐵蹄下轟然倒塌、二戰的慘劇、猶太人遭受大屠殺的場面、 煤氣室、集中營、萬人坑、骷髏白骨、希特勒、黨衛軍－－ 「這是一個由歷史統治的國家。」一位在以色列住了多年的資深記者用這樣一句話概括了這個國家的全部特徵。 （資料來源：中學生天地） |
（五）正氣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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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氣歌並序（宋、文天祥）
余囚北庭，坐一土室，室廣八尺，深可四尋，單扉低小，白間短窄，污下而幽暗。 當此夏日，諸氣萃然﹕雨潦四集，浮動床幾，時則為水氣；涂泥半朝，蒸漚歷瀾，時則為土氣； 乍晴暴熱，風道四塞，時則為日氣；檐陰薪爨，助長炎虐，時則為火氣； 倉腐寄頓，陳陳逼人，時則為米氣；駢肩雜遝，腥臊汗垢，時則為人氣； 或圊溷、或毀尸、或腐鼠，惡氣雜出，時則為穢氣。疊是數氣，當之者鮮不為厲。 而予以孱弱，俯仰其間，於茲二年矣，幸而無恙，是殆有養致然爾。然亦安知所養何哉？ 孟子曰：「吾善養吾浩然之氣。」彼氣有七，吾氣有一，以一敵七，吾何患焉！ 況浩然者，乃天地之正氣也，作正氣歌一首。
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下則為河岳，上則為日星。於人曰浩然，沛乎塞蒼冥。
（資料來源：文天祥 正氣歌並序） |
方老師從中國歷史之中追踪，曾經被關在大牢的人並不一定都是壞人！
人類進入了監獄被囚禁，人生也不一定就會被摧毁！所以歐洲出現了一存在主義的心理學大師－法蘭克，
讓德國殘酷冷血的煤氣室中，也可以生出了春天！中國大牢監獄裏面，出現了一個文天祥，
可以寫出了震憾人心千古長存的正氣歌！
守在煤氣室外的德國士兵，個個只是一副沒有靈魂的殺人機器，他們依照上級傳下來的命令，
努力的去完成自己的工作任務，克盡自己的職業責任之後，非但沒有憐憫猶太人的心，
而且一直都相信這些阿利安人回復純種的血統之後，可以獲得上天諸神之庇佑，讓他們在最終的一天，
可以獲得上帝的眷顧和助力，去征服全世界來統治地球！
阿利安人種族的古老神話故事，經過德國科學家的渲染和發揚，再加上政客和軍隊的支持結果，
竟然可以變成可以殺害人類的最佳藉口！那真是一場不可思議的偉大洗腦功能！
幸好這些事情早已經結束，但願不會再有這一種事發生，歷史最好不要去重演這一種過失，
煤氣室裡面的春天才可以打破封鎖，伸展出他們的手臂來告訴大家：「人類不要再去觸犯歷史上的罪孽了！」
（2月7日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