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民主義

三民主義是中華民國國父孫文所提出的政治綱領，包含民族主義、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

此綱領歷年在不同的歷史條件下，他多次對三民主義所作的表述，是有所改變和發展的。

要點：

 民族主義：反對列強的侵略，打倒與帝國主義相勾結之軍閥，求得國內各民族之平等，承認民族自決權。

       民權主義：實行為一般平民所共有的民主政治，

而防止歐美現行制度之流弊，人民有選舉、罷免、創制、複決四權(政權)以管理政府，

政府則有立法、司法、行政、考試、監察五權(治權)以治理國家。

其核心觀念強調直接民權與權能區分，亦即政府擁有治權，人民則擁有政權。

       民生主義：其最重要之原則有兩個，一為平均地權（實行耕者有其田），二為節制資本（私人不能操縱國民生計）。

源流及演化

孫中山關於三民主義的書稿在民國11年陳炯明的部隊進攻廣州大總統府時失落，

目前可以看到的印行材料，最早的是1905年的〈同盟會宣言〉（即《民報》發刊詞），

最晚近的是他在1924年以“三民主義”為題所作的16次講演的紀錄。

初期

同盟會的成立 民國前七年（乙巳年）春，總理由美赴歐，先後在巴黎、

柏林宣揚三民主義五權憲法號召留學生，瞭解革命組織的團體，加入共有七十餘人。

七月，總理返日，又以興中會為中心，把華興會，光復會等革命團體和革命份子聯合一致，

八月十二日，在東京成立中國同盟會，總理為總理，並曾通過總章，發表宣言。

〈同盟會宣言〉的中心內容是四條綱領性的口號：“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

平均地權”，這可以說是辛亥革命以前三民主義的早期形態，前兩條即當時的民族主義，

第三條即當時的民權主義，最後一條即當時的民生主義。

中華民國的名稱，也是同盟會成立時確定的。 在1924年1月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

孫中山指出：“重新來研究國家的現狀，重新來解釋三民主義。”他從1月到同年8月，

作了16次講演以闡發三民主義，由黃昌穀全程速記、翻譯。

這是他一生宣講三民主義的最後、也是最有系統、最詳盡的篇章。

孫中山為黃埔軍校所寫訓詞開宗明義確立三民主義為指導思想。

孫中山在多次講演和宣言中指出：他所領導的政黨和運動須達到三個目的：

進行民族革命以實現民族主義，進行政治革命以實現民權主義，進行社會革命以實現民生主義，

他又認為最後一個目的，最好用改良的方法逐步實現，而避免一次革命。

孫中山在1924年6月16日於廣州黃埔軍官學校開學典禮中，以三民主義為綱，對該校師生之訓詞，

後來成為中華民國國歌。1929年，在南京完工的中山陵，處在山頂最高峰的祭堂，

有3個拱門，分別書寫著“民族”、“民權”、“民生”。

遷台後

中華民國政府遷台後，三民主義成為蔣中正威權體制下的“党國意識型態”，

高級中學及大學中列有三民主義課程，透過此一課程極力推展反共教育，

建構中華民國政府的政治正統乃至民族道統的地位，

大學及中央研究院在當時都設有三民主義研究所，並以“三民主義”、

“國父思想”等不同名稱，列為大學聯考與國家考試的必考科目。

在臺灣的地名、路名乃至各級學校校歌或多或少都能見到三民、民權、民生、民族等用語。

除了中華民國憲法外，在當時各類教育規章、課程目標都有貫徹三民主義一類文字。

解除戒嚴及動員勘亂時期後，相關科目的授課內容逐漸改變，大學內相關課程則逐漸改為中華民國憲法課程，

國家考試及大學入學考試則漸次縮減，甚至停考該科目。各三民主義研究所則改名或改組，

例如臺灣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變更名為國家發展研究所。

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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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主義的批評者眾多，他們認為孫文的《三民主義》基本上是東抄西湊，自相矛盾，思想極度混亂的產物。

1927年陳炯明所著的《中國統一芻議》提到：“三民主義及其發表之政綱，類皆東抄西襲，

絕少獨立之思想，一貫之理論，而於國情亦未適合。（詳細批評，非本論範圍，

但國民黨賢者，必知其說，不過頭上有偶像，不敢觸犯耳。

如有馬定路德出於其黨，庶有中興之望）。在今日視之，已屬陳腐不堪，亟待修正。

有何神聖而必強求青年，桎其心思，梏其趨步耶！”

民族主義

劉宗正批評孫中山有“大漢沙文主義”的思想，例如：“就歷史上說，我們四萬萬漢族是從那一條路走來的呢？

也是自帝國主義一條路走來的。我們的祖宗從前常用政治力去侵略弱小民族”（民族主義第四講）、

“中國自秦漢而後，都是一個民族造成一個國家”（民族主義第一講）、“就中國的民族說，

總數是四萬萬人，當中參雜的不過是幾百萬蒙古人，百多萬滿洲人，幾百萬西藏人，百幾十萬回教之突厥人。

外來的總數不過一千萬餘人。所以就大多數說 ，四萬萬中國可以說完全是漢人。

同一血統、同一語言文字，同一宗教、同一習慣，完全是一個民族。”

（民族主義第一講）、“中國四萬萬人是亞洲世界主義，一定要先講民族主義，

所謂欲平天下者先治其國。把從前失去了的民族主義從新恢復起來，更要從而發揚光大之，

然後再去談世界主義，乃有實際。”（民族主義第四講）[1]

孫中山講民族主義時，嚴厲批判馬爾薩斯《人口論》[2]，他說中國不是人口過剩，

而是人口沒有增加，“我們中國人口在已往一百年沒有加多。以後一百年，若沒有振作之法，

當然難得加多。……環看世界各國的情形，在美國增多十倍，俄國增多四倍，英國、日本增多三倍……

我們中國卻仍然如故，或者甚至於減少。”

“我們民族被世界各國人口增加的壓迫，不久就要滅亡，這是顯然可見的事。”。

民權主義

權能區分

孫中山又常以諸葛亮與阿斗的故事說明“權能區分”的重要性，“歐美現在實行民權，人民所持的態度，

總是反抗政府，根本原因就是由於權和能照我所發明沒有分開。中國要不蹈歐美的覆轍，

應該要照我所發明的學理，要把權和能劃分清楚。人民分開了權與能，才不致反對政府，政府才可以望發展。”

這些理論的問題點在於孫中山混淆了歐美國家人民的權利（rights），政府的權力（authority），

與施政的能力或才能（political ability），殊不知歐美的“阿斗”其實“權”與“能”都有，

隨時有“能”，行使其“權”，以更換不適任的“諸葛亮”。

最早指出孫文思想這個病理的是日本學者美濃部達吉，後來他的學生宮澤俊義在一九三七年出版的

《中華民國憲法草案評析》一書中指出，“現在歐美各民主國家，人民不但擁有孫文所稱的政權，

同時有治權，政權與治權並不是兩種不同的東西，他所稱的治權是人民的權力的本質，

政權則是人民行使權力的方法。”

西方對三權的集中已非常害怕，孫文卻只怕不是“萬能政府”。

他認為可以用選舉、罷免、創制、複決四權來防止萬能政府變成獨裁政府。

罷免、創制、複決等權利是理論可行，實際上不易實行的。

若是罷免的條件訂的很苛，則等於沒有罷免權，如果訂得很寬鬆，

則時時在罷免，民代惶惶不可終日，根本無法專心行使立法權。

國民大會

孫文發明權能區分，一方面設國民大會為政權機關，一方面設五院為治權機關，

偏偏在五院之上又設立總統理治權，如此一來，孫文對共產制度下的人民民主集中制又只引用了一半。

這種情況下，國民大會變得很複雜，國民大會若是完全按共產制度來實行，運作的程式，

優點和缺點很清楚。但是，在國民大會外另社總統，情況就複雜了。

本來，五院是直接歸國民大會管理監督，現在不然，五院分工合作，其上設總統，

總統又不具權力指揮五院，只能調停。……一九四六年的政治協商時，張君勱拿出三權憲法，

要求國民大會無形化，其權力只剩選舉、罷免總統、副總統，修改憲法，

複決立法院所提的憲法修正案…等等。然而，這些權力除選、罷免總統和副總統之外，

其他的權力又都受到種種限制，所以，國民大會到底是甚麼，我實在不清楚。

五權分立

孫文採取三權，確認為不好，自己再加上考試、監察兩權，成五權，更重要的是，

孫文不採取西方“性惡論”的思想，卻採取“性善論”，讓五權分工合作，造就一個萬能政府，

把以性惡哲學為基礎的法律、政治價值觀，一變成以性善為基礎的憲政思想，這種轉變是何等的巨大，

整個憲政的架構和運作不同，甚至目標也不同。

考試制度

考試院行使考試權，但考用不能合一，因為它沒有行政權。甚至，連到考多少人都不曉得。

所以，後來就陳倉暗渡，在行政院下設人事行政局，當時設立這機構是黑機關，

所以就用《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加以合法化，但臨時條款廢除以後，人事行政局又成為黑機關，

政府又將它放在《國安三法》中夾帶過關。

監察制度

臺灣憲法專家李鴻禧指出“國父孫文發明了監察制度，將屬於立法權中的彈劾權分離出來，

另外成立監察院。在國外，彈劾權是國會兩院制的國家才具有的，由下議院提出彈劾，上議院來審判。

但是在我國：當監察院提出彈劾後，卻沒有國會可以審判，結果就將它放到司法院，

在其下設公務員懲戒委員會。由監察院提起彈劾，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審判，

這是違背法學、政治學學理的笑話。

彈劾是追究政治責任，不是追究法律責任。誰才能追究政治責任呢？一定是民意代表。

所以，將監察院改成目前的准司法機關已是大笑話，因為有權追究公務員政治責任的人，

一定是人民以及他們所選的民意代表，但現在監察院不是民意代表，

居然能代表民意來追究行政機關人員的責任，這些人何德何能？

而且司法院公務員懲戒委員會裡的成員又是輪調、派任的法官擔任，這些人又不是民意代表，

他們又何德何能來審判公務人員是否有行政責任？這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所以，我認為臺灣未來在司法改革上重新規劃，整個司法問題才能有比較好的解決”。

民生主義

在漲價歸公方面，孫中山以為“地主如果以多報少，他一定怕政府要照價收買，吃地價的虧；

如果以少報多，他又怕政府要照價抽稅，吃重稅的虧。在利害兩方面互相比較，他一定不情願多報，

也不情願少報，要定一個折中的價值，把實在的市價報告到政府。”

此一理論的問題在於如果地主永遠不賣土地，沒有買賣的行為，漲價歸公便無從實施。

孫中山的“漲價歸公”理念是來自于美國經濟學家亨利•

喬治於1879年出版的《進步與貧困》（Progress and Poverty）：

“人人都有使用土地的平等權利，正如人人都有呼吸空氣的平等權利一樣。”，

張五常認為亨利•喬治的“漲價歸公”理論是“閉門造車”，對經濟學一竅不通。

節制私人資本，發達國家資本，臺灣早期大量的國營事業，

如：台鹽、台肥、台鐵、煙酒公賣局、郵局、中華電信等企業賺取大量的費用但是服務品質也不見提升，

原因就是沒有競爭，自從開放民營競爭以後品質才略有改善。

孫中山的民生主義思想，本具有濃烈的社會主義色彩，例如他在民生主義第二講便提到

“...民生主義究竟是什麼東西呢？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就是社會主義。所以我們對於共產主義，

不但不能說是和民生主義相衝突，並且是一個好朋友，主張民生主義的人應該要細心去研究的。”

“共產主義既是民生主義的好朋友，為什麼國民黨員要去反對共產黨員呢？

這個原因，或者是由於共產黨員也有不明白共產主義為何物，而嘗有反對三民主義之言論，

所以激成國民黨之反感。但是這種無知妄作的黨員，不得歸咎於全黨及其黨中之主義，

只可說是他們個人的行為。所以我們決不能夠以共產黨員個人不好的行為，

便拿他們來做標準去反對共產黨。”但因國民黨政府遷台之後，力行反共產主義、

反社會主義的國家政策，雖然打著是發揚、擁護三民主義的旗號，

對其中左傾的部份，採取模糊帶過的方式，使民生主義真正的精神，反而更顯得模糊不清。

軼事

李敖曾在大學課堂上問王作榮：“三民主義到底有沒有缺點啊？”

他應聲脫口而出：“當然有啊！”李敖追問：“缺點在哪裡？”

他厲聲回答：“我不敢講啊？”然後突然笑一下，全班同學哄堂大笑。

（資料來源：基維百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