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溫補學派
滋陰學說的出現之後，由於學術新穎而又運用方便，因之曾經轟動一時，
但經過了一段時間的臨床運用之後，滋陰之弊也就表現無遺，所謂滋陰之弊，其實只是指丹溪之用藥而言，
由於丹溪學術原宗於河間寒涼學派，所以用藥不免偏於寒涼，而丹溪當時最喜歡採用的滋陰藥，
是知母、黃柏、地黃等為主。
因此久用寒藥之後，對於一些體質虛寒之病者，就會出現其他的副作用，
例如：腸胃消化機能減弱、食慾不振、性機能衰退、身體怕寒等等、衰弱性反應，
為了改進這些臨床上的反應，所以演變出桂附地黃丸、右歸丸等方劑。
方內喜用肉桂、附子、乾薑、鹿茸等等溫熱性的藥物，加入滋陰藥中作治療。
一方面可以抵消滋陰藥的寒涼，和抑制人體生理的作用；
另一方面又可以增強病者的新陳代謝作用，對虛弱性的疾病治療大大增加其治療功效。
為了將這種用藥方式與滋陰學派的用藥方式區隔，所以稱之為溫補學派。
其中最傑出的醫學名家有薛立齋、趙獻可、張景岳、李中梓等多位名家，
由於他們的學術主張各有不同，所以今分別在下文中作介紹。
（一） 溫補學派的發起人薛己
薛己字新甫，號立齋，明吳縣人，生于公元1488年－1558年，
自幼即承繼祖傳之醫術，其父亦為名醫。
薛己初為瘍醫（中醫外科醫師），後卻以內科馳名，
正德年間選為御醫，擢太醫院判，嘉靖年間遷太醫院使，
由於在禁宮多年，得以閱覽群書，網羅各家概要而精通各科醫技，
中年告歸之後，即肆力于著作及刪著名家著作，
其治學的中心思想是以脾胃命門腎為主，為溫補學派的發起人。
薛氏之學術思想
薛氏之學術思想可以區分為兩個系統：
一個是繼承李東垣補土學派的補土培元體系：
「蓋脾胃為氣血之本，陽氣虛弱，弱而不能生陰血者，
宜用六君子湯。
陽氣虛寒而不能生陰血者，猶需用六君子湯加炮薑；
若胃土燥熱而不能生陰血者，則宜四物湯。
脾胃虛寒而不能生陰血者，當用八味丸。」
（薛注明醫雜著 醫論按）
又根據東垣飲食自傷，醫復妄下，清氣下陷，濁氣不降，隨之而生也。
就是由于胃脘之陽不能升舉，陷入中焦之故，應當用補中益氣升其清陽，使其濁氣得降而不治自安。
這種脾胃升降失常的觀念，薛立齋把它應用到飽食致血崩的血症中治療，
認為這種症候亦往往是因為傷了脾氣，下陷于腎與相火相合溫熱下迫所引致，治療就當用甘溫之劑，
調理脾氣使氣血歸經而自止，而反對亂用涼血止血之藥物。
恐損傷胃氣而血失所攝，則欲止血崩就很困難了，這種調理脾胃止血的思想，在薛注的婦人良方大全中，
亦有見之「故東垣先生云：
『凡下血症須用四君子以收功，厥有旨哉。
若大吐血，毋以脈論，當急用獨參湯求之，若潮熱咳嗽，脈數乃元氣虛弱，假熱之脈猶當用人參溫補，
此等症候無不由脾胃先損，故脈洪大察其有胃氣能受補則可救，茍用寒涼止血之藥復傷脾胃，
反不能攝血歸源，是速其危也。』」
（薛注 婦人良方大全 暴崩下血不止方論） ※ 按薛氏這種觀點後來對清代名醫唐宗海影響甚深
另一個系統是繼承滋陰學派而來的腎與命門學說，但其思想之啟源卻來自王冰重注內經的按語：
「大寒如甚熱之不熱，是無火也！熱來復去，畫見夜伏，夜發畫止，時節時動，是無火也！當助其心。
又如大熱而甚寒之，不寒是無水也。 熱而動止，倏忽往來，時動時止，是無水也，當助其腎。」
（王冰補注黃帝內經素問至真要大論注）
「益水之源以消陰翳；壯水之主以制陽光，故曰求其屬也。
夫粗工偏淺，學未精深，以熱攻寒，以寒療熱，治熱未已而冷疾已生，攻寒日深而熱病更起，
熱起而中寒尚在，寒生而外熱不除，欲攻寒則懼熱不前，欲療熱則思寒又止進退，交戰危極已臻。
豈知臟腑之源，有寒熱溫涼之主哉，取心者不必濟以熱，取腎者不必濟以寒，但 益心之陽，寒亦通行；
強腎之陰，熱之猶可觀斯之，故或治熱以熱，治寒以寒萬舉萬全。」（王冰補注 黃帝內經素問 至真要大論注）
滋陰學派治寒熱的體系，在戴元禮的手中雖然已有雛形，但薛氏則更進一步將滋陰之法，
和王太僕（王冰）的意見結合，引用在臨床治療上發展出下列的運用方法：
「察其無火，便當用八味丸，即益火之源以消陰翳之法。
如察其無水，便當用六味丸，是為壯水之主以鎮陽光。
左尺脈虛弱而細者，是腎水之真陰不足，宜用六味丸。
右尺脈沈遲、或沈細而數欲絕者，是命門真火之常虧，宜用八味丸。
至于兩尺微弱，是陰水陽火俱虛，當用十補丸。」（薛注 明醫雜著卷六）
薛氏這種臨床的治療主張，是張丹溪發展尚未成熟的滋陰學說，連接到腎和命門的關係上發展。
一方面保留滋陰補腎的原則，而另一方面則加入了溫補命門的方法，
使到滋陰派的學術有更進一步的發展和表現，因而促使溫補學派的技術，
能夠獨當一面地成一家者言，其實薛己之貢獻非常大。
（二） 命門學說的創立人趙獻可
趙獻可字養癸，明代鄞縣人。
精於醫學，其術宗於薛己，治病以補火為主，
其他的生平則不詳。
因為薛己治症雖然多用滋陰之術，
卻不泥於丹溪寒凝之劑，而以溫化命門為主。
這種醫術在臨床上，取得相當優異的功效，
所以趙獻可繼承了薛氏這種學術後，
對命門的研究就特別有興趣，
最後更創立了命門學說，
而成為溫補學派中一個非常重要的學說。
滋陰和溫補之間的學術演變
其實丹溪在創立滋陰學說的時候，
已經指出了相火為人身的動力來源，
但當時丹溪卻只有注意到相火妄動，
會煎熬人體內的真陰；
而未曾往相火為人體生命動力的方面作研究，
再加上丹溪所說的相火，
只是泛指人身活動機能而言，
乃一無形而又無根之物，經過戴思恭之修飾後，
此種無位的相火才變成了有根的命門相火。
但在臨床上的運用，卻尚未有清楚交待，
一直到薛氏採用六味丸和八味丸的交替運用之後，才顯示出命門學說和滋陰學說的結合已經成熟。
何以由六味丸和八味丸的運用上，
可以表示出滋陰學說的成熟呢？
由於滋陰之義，是在於滋潤及補充人體內的細胞液，但滋陰之術在運用時，會碰到二個極難解決的問題。
那就是在疏泄觀念尚未誕生前，如果只是採用增加液體的藥物作為配方，就猶如灌水於泥濘之中水，
雖然不斷加入水份，但只能令泥濘中更加膠著和氾濫，不能吸收而無法達到滋陰的真正目的，
有了疏泄的觀念後，則有如以水灌入沙中，水份雖多而不妨礙吸收和分散，
這樣水份才能擴散到身體中任何一個部位，才真正的達到了滋陰的目的。
另一方面就是溫度的影響，由於天寒則水凝，若果人體的溫度（應該指人體的代謝能力）過低，
對寒凝之滋陰藥的吸收，是有相當的阻礙。
所以對身體虛寒者，是需要加入適當的溫熱性藥物，才能夠達到滋陰的目的。
而薛氏的常用方劑中，六味丸的的疏泄，和八味丸的溫補，正表示出當時的臨床運用，
已經解決了上述的兩個難題，所以說溫補學派的發展，是比滋陰學派為成熟。
趙獻可之命門學說
命門的功用，最早記載於難經第三十難中，其文如下：
「然，腎兩者，非皆腎也！其左者為腎，右者為命門，命門者謂精神之所舍，原氣之所繫也，
故男子以藏精，女子以繫胞，故知腎有一也。」
由這段文字上的記載，可見漢代以前，對命門之了解甚，除了左腎右命門的觀念需修正外，
在功能方面記載，已經非常清晰。
但趙獻可更進一步的，把命門的重要性闡發，認為人之所以有生，生命之所以能持續，實屬于火，火為陽之體，
造化以陽為生之根，故人身亦以火為生命之門－－命門之最佳解釋。
命門所以稱為性命之本，趙氏即認因其中有火之存，在並且認為火強則生機可由之而壯，
火衰則生機可由之而弱，火滅則生機竟由此而止。
同時他認為命門君主之火，是涵于腎水之中，兩者之間是相依而永不相離，如果病了的話，
火之有餘實緣于真水之不足，在治療上絲毫不可瀉火，只能補水以配火，
即王冰：壯水之主以鎮陽光之意；火之不足因見水之有餘，亦不必瀉水，就宜於水中補火，
即王冰所謂：益火之源以消陰翳之意。
因為六味丸和八味丸的功效優異，更充份地證明命門和腎水之間的溫補，是非常重要，
所以趙氏更認為命門之火，為人身之寶，並非六淫之邪火可，比因此在治療之時就更加強調，
命門有：可補而不可瀉的特點。
由於趙氏如此重視命門，因此闡發命門之學說時，不免借用內經原文以求自重，所以又作了以下的闡述： （節錄）
趙氏之假說，是根據內經七節之傍中有小心而來，但是這種假說並未被當時的醫學家所接受，
其中明代孫一奎對此說就極之反對。
孫氏根據難經所載，命門者諸精神之所舍，原氣之所繫一語，悟出中醫學說，人體中本來就有左血右氣之說，
所以孫氏認為難經言右腎，則表示元氣即在其中，另外孫氏又認為素問七節之傍中有小心的注解中，
揚上善云：脊有三七二十一椎（3×7＝21），腎在下七節之旁。
腎神曰志，但孫氏則認為七節應該從上而下數，不能從下逆數，如果由上數下，則志心即心包絡，而非命門！
何況針灸的經穴，命門乃在十四椎上，從下逆數亦當在第八節而非第七節，由於這樣的辯論之下，
命門的位置就一直被爭執不休，而無法定位，更加使到命門這個器官，讓後世增加了不少的神秘感。
命門與現代生理學的關係
（1）命門的位置
命門之位置，在當時雖然爭吵不休，但認可的部位只不過是在右腎或兩腎之間的脊椎之處，
從現代生理學的解剖之中，了解這個位置附近的組織，具有類似命門功用的器官，
除了腎上腺這個特殊的內分泌組織之外，並無其他的組織有類似的功能，但其實際上的位置，
卻是在於兩腎之上緣，而非右腎或兩腎之間！
（2）腎藏水火之矛盾現象
命門包含著水火兩種相反的特性，當火強則水弱，水強則火弱，互相牽制而又互相交融，不能失一，
這種相反而又相成的特性，在腎上腺分泌出來的腎上腺素，和副腎上腺素，就真的存在這一種功能。
當兩者被分泌出來之後，在某些器官上，它們有時是兩者協調性的作用，有時候 在另一個器官上，
所產生的功能卻是相反的、相互抑制作用。這種矛盾的特性，有如水火之兩極，所以是很相似的作用功能。
（3）命門為生命之主宰
命門的作用，可說是人身之主宰，性命之根本，此因其中有火的存在，火強則生機由之而壯，
火衰則生機可由之而弱，火滅則生機竟由之而止。（見前文）腎上腺在生理功能方面，髓質所分泌的醣固醇，
可以刺激肝臟醣質的新生作用，使其作用之速率增加六至十倍，因而使肝細胞所貯藏的肝醣增加，
流到血液中，提供生理之急性需要。
另一方面卻可以降低細胞，對蛋白質的合成，增加既存蛋白質的異化作用，另外也可以促進脂肪組織中，
脂肪酸的動員。即可以增加血漿中游離的脂肪酸的濃度，增加他們被利用的機會。
上述這種生理作用，都在於供應全身最大的可用能量，因此生命的動力來源，
可以說是來自腎上腺的正常分泌功能上，而這種策動體內能源的現象，和中醫所說的命門為人身主宰，
及命門有火的意義相接近。
又因為類固醇對人體有消炎作用，及抗過敏作用，在動物試驗中，若果動物的腎上腺被移去後，
則他的身體對碳水化合物蛋白質，以及醣類的利用，皆發生錯亂，不但如此這一隻動物，
還不能夠忍受各種皮肉及精神上的壓力，只要有一點點微恙，例如呼吸道的感染，即可以使它死亡。
另一方面腎上腺分泌的留鹽激素，對人體之影響甚大，若果留鹽激素的缺乏，會導致鈉離子的流失，
無論吃多少鹽都無法彌補體內的流失，最後終會死亡，這一種情形就與火衰則生機之由之而弱，
火滅則生機竟由之而止，的情形相似。
（4）命門盛衰與人體性能力的關係
在難經的記載中，命門的功能有：故男子以藏精，女子以繫胞，的記載。
表示出命門的功能，會影響到人類的性能力，但現代生理學上的觀點來看，
腎上腺皮質素中，雖然有雄性賀爾蒙的分泌，卻只會影響到人體的男性第二性徵，
而對性器官及性慾方面的影響不大，不過當類固醇及留鹽激素的分泌不正常時，
卻會嚴重的影響到人體的新陳代謝失常，致體力容易衰退，並因為體力和能量都無法供應以作性交中之能量消耗，
所以房事之後會特別疲倦，進一步的會影響到病者失去性慾功能，或正常的性能力。
若從這種情形去看，則命門和腎上腺的功能就更相似。
由於以上的種種關係，命門與腎上腺的功能，都有很相似的地方，其相等的關係可以說是呼之欲出，
再加上近年來臨床上的發現，一些慢性疾病如哮喘病患者，其腎上腺的分泌功能，大都出現衰退性反應，
若給予所謂補命門火衰的中藥服食後，其痊癒或減輕的統計，竟達至顯著的關係。
鑑於古人於生理解剖方面的智識較差，而在內視法的觀察能力上卻極強，所以在兩千年前，
就可以透過身體的感受，去發現人體兩腎之間，有一個生命之門的器官存在，但位置則無法測定，
原因是從解剖的人體上，是無法直接用肉眼去發現腎上腺的位置和真實的功能。
所以才做成這一種猜測的方式，只能夠猜測它的虛擬位置，和實際功能。所以臨床治療是有用的學說，
但是在實際的位置上，則找不出答案。
（3）溫補學派的一代宗師 張介賓
張介賓的生平
張介賓，字會卿，號景岳，別號通一子。明代山陰人，
生于公元1561－1639年。張氏治方好用熟地，
故人稱之為張熟地。
他的父親張壽峰，是定西侯的幕僚，素通醫理。
介賓十三歲時即跟父親於京師之中，
並得拜名醫金夢石做老師。
金氏醫術以扶元氣為主，介賓從學時已盡得其傳，
但介賓卻受其父職業的影響，壯年好談兵擊劍，
對功名頗為嚮往，所以從戎幕府出榆關、履碣石、
經鳳城、渡鴨綠漫游各地，數年而歸，卻一事無成，
卻目睹家中親老，為供養他四處流浪揮霍，
已經變得一貧如洗，自始對功名壯志消磨殆盡，
所以毅然而歸，將一身精力轉移在醫途中發展，
才能發揮出他個人的天份和才華，致聲名日彰，
時人更認為他的醫術，可以比之河間東垣。
張景岳的學術思想
張景岳的學術思想，早年頗受丹溪影響，後來年齡較大，臨床見識漸多之後，對丹溪陽常有餘陰常不足的思想，
就更大加反對。
他一方面提出：蓋陰不可以無陽，非氣無以生形也；陽不可以無陰，非形無以載氣也，故物之生也，
生於陽，物之成也，成於陰。（見類經圖翼 真陰論） 並認為陰陽二氣以載氣也，不偏則氣和而生物；
偏則氣乖而殺物。（見大寶論）
另一方面，景岳在大寶論中反辯丹溪之說的時候，卻塑造了他本人溫補學說的中心思想：
『夫形氣者，陽化氣，陰成形。是形本相屬，而凡通體之，溫者陽氣也、一生之活者陽氣也、
五官五臟之神明不測者陽氣也、及其既死則身冷如冰，靈覺盡滅，形固存而氣則去，
此以陽脫在前，陰留在後，是形氣陰陽之辯也，非陰多於陽乎？
二曰寒熱者，熱為陽，寒為陰。春夏之暖為陽，秋冬之冷為陰。
當長夏之暑，萬國如爐，其時也凡草木昆蟲咸苦煎熬，然愈熱則愈繁，不熱則不盛，及乎一夕之風霜，
即殭枯遍野，是熱能生物，而過熱者惟病；寒無生意，而過寒則伐盡。然熱無傷而寒可畏，此寒熱陰陽之辯也！』
（類經圖翼 大寶論）
張氏在大寶論的論述中，將一些自然現象提出，反斥了丹溪的陰常不足的思想，
在文中卻一直強調，陽氣對人體生命的重要性，並指出熱能生物寒無生意，
熱無傷而寒可畏的觀點，這些意見也就形成了溫補學派的中心思想。
因此後人有認為張氏，才是溫補學派的創始人，但因為張氏臨床所運用的治療方法，卻導源於薛己之術而來，
例如：他在大寶論中就曾這樣說：「所謂真陰之病凡陰氣本無有餘，陰病皆惟不足，即如陰勝於下者，原非陰盛，以命門之火衰也，陽勝於標者，原非陽盛，以命門之水虧也。水虧其源則陰虛之病疊出，火衰其本則陽虛之症迭生。
故治病必當求本，蓋五臟之本，本在命門，神氣之本，本在元精。此即真陰之謂也，
王太僕曰壯水之主以制陽光；益火之原以消陰翳。正此謂也，
許學士曰：補脾胃不如補腎，亦此謂也。近惟我明薛立齋獨得其妙，而常用仲景八味丸，即益火之劑也，
每以濟人多收其效。」（類經圖翼 大寶論）
左歸丸與右歸丸的創立原因
張氏上述之觀念，其實皆由薛立齋的思想而來，
但六味丸和八味丸的功效，
卻引發他創造出溫補學派最有名的方劑－－右歸丸
因為張氏認為八味丸和六味丸中，均有茯苓澤瀉等滲利之味，
所以想到了滋陰不宜利水的問題，因此發表了他的意見：
「第真陰既虛則不宜再泄，二方俱用茯苓澤瀉滲利太過，
即仲景金匱亦為利水而設，雖曰大補之中加此何害！
然未減去補力而奏功為難矣，使或陰氣雖弱未至太傷、
或藏氣未滯而兼痰濕水邪，則正宜用此。
若精氣大損、年力俱衰、真陰內乏、虛假火等，
即從純補猶嫌不足，若加滲利如實漏。
故當察微甚緩急，而用隨其人，斯為盡善方悟補陰之理，
因推廣其義，用六味丸之意而不用六味丸之方，
活人應手之效，真有不能盡述者。」（類經圖翼 大寶論）
張氏上述的見解非常合理，但在臨床處方上，
卻沒有考慮到行陰的問題。
例如左歸丸中除牛膝外，其他熟地龜板等等一派純陰之物，雖然藥物確有滋補之功，
但病者的吸收似乎未及六味丸的功效，其中乃因無疏泄之機，細胞內液代謝者少，則新陳代謝的吸收亦不多，
藥物不能被吸收，則功效自然大打折扣，由於疏洩的作用不良，左歸丸的功效自然不及六味丸之快。
但是右歸丸的功效，卻真的是比八味丸好，此因肉桂附子的加入之後，會加速細胞內液的代謝和消耗，
所以藥力容易被吸收入人體內，再加上右歸丸中的溫補性藥物，較八味丸為多，所以自然功效勝于八味丸。
由於在本草的記錄之中，附子是走而不守，通行十二經無所不至，而右歸丸的成功之處，
就是因為附子能夠帶動藥物，而行走于體內，而不必依賴茯苓澤瀉的疏泄來幫助，就能穿透各種阻力，
但左歸丸則缺少了這一種藥物的配伍，所以左歸丸的功效，就未能達到景岳的期望和要求。
雖然張景岳不僅在滋陰學說的理論中，有突破性的思想，而且創造了右歸丸等方劑。
其他的溫補派名家，如薛立齋、趙獻可等人，只不過在六味丸和八味丸的運用上有所增入，
其貢獻上是遠不如張景岳之成就。
所以後世醫家，有以張景岳為溫補學派的創始人，但因為張氏的醫術，有承襲薛己的學術情形存在，
若尊稱之為創始人，則於理不合，不過一代宗師之名，張氏卻可以當之而無愧。
一代儒醫學士
李中梓
李中梓的生平
李中梓，字士材，號念莪，明代華亭人。（江蘇省松江縣）生于公元1588年－1655年。
天性聰明，十二歲就考得童子試的第一名，但因為自幼體弱多病，
所以無心於利祿功名，而致力於專研醫學。他沒有拜過任何老師，
只靠自己孜孜不倦地自學，過不多時對金元四大家的學說，
有了深刻的體會，並且提出了許多修正的見解，將他所學的和自己的心得，
在臨床上試驗，居然得到了良好的療效。因此而聲名日彰，
成為當時上海四大名醫中，最負盛名的人物。
（參考 上官良甫編 中國醫藥發展史）
李氏對四大名家的評論
李氏治學主張淹通各家之長，不偏不倚，並認為醫學家著書立說，
所以能各持不同的理論而自成一家者言，並非見解有偏而立論有異，
只不過是各有闡發，補充前人之未備。他這種見解和胸襟，正好能夠說明四大名家立派之意，
及糾正後世醫者的學習方向和態度，為不可多得的論說之文，今引錄如下：
「如仲景張機、守真完素、東垣李杲、丹溪朱震享，其所立言醫林最重，
名曰四大名家，以其各自成一家言，總之闡發內經之要旨，發前人之未備，不相摭捨適相發明也。
仲景著傷寒方論，蓋以風寒暑濕燥火，六氣皆能傷人，惟寒邪為殺厲之氣，
其傷人更甚耳，且六經傳變之難明，陰陽疑似之易感，用劑少有乖違，
殺人速於用刃，故立三百九十七法，一百一十三方，所以補內經之未備而成一家言者也。
然所論療皆冬月之正傷寒，若夫至春變為溫病，至夏變為熱病俱未之及也，
後人不解其意，乃以冬月傷寒之方，通治春夏溫熱之症，有不夭枉者幾希矣？
故守真氏出，始窮春溫夏熱之變，而謂六經傳變，自淺至深皆是熱症，
非有陰寒蓋就溫熱立言，即內經所謂必先歲氣毋伐天和，五運六氣之旬，補仲景之未備而成一家言者也。
傷寒雖繁劇之症，仲景論於前，守真補遺於後，無漏義矣！
獨內傷與外感相類，而治法懸殊，東垣起而詳為之辨。
如外感則人迎脈大，內傷則氣口脈大。外感惡寒雖近烈火不除；
內傷惡寒得就溫暖即解。外感鼻氣不利，內傷口不知味，外感邪氣有餘，故發言壯厲；
內傷元氣不足，故出言懶怯。
外感頭痛常痛不休，內傷頭痛時作時止，外感手背熱、內傷手心熱。
於內傷之中又分飲食傷為有餘，治之以枳朮丸；勞倦傷為不足，治之以補中益氣湯。
此即內經飲食勞倦之義，又補張劉之未備，而成一家言者也。
及丹溪出，發明陰虛發熱，亦名內傷，而治法又別，陽常有餘陰常不足，真水少衰，壯火食氣，
以黃柏知母偕四物而理之。此法亦闡內經之要旨，補東垣之未備，而成一家言者也。
內傷雖深危之症，東垣倡論於前；丹溪補遺於後，無餘蘊矣！
嗟乎四先生在當時，諸病苦莫不應手取效，捷如桴鼓，讀其遺言考取方法，
若有不一者一中，所謂但補前人之未備，以成一家言，不相摭捨，卻相發明，豈有偏見之弊者。
不善學者，師仲景而過，則偏於峻重；師守真而過，則偏於苦寒；
師東垣而過，則偏於升補；師丹溪而過，則偏於清降，譬之侏儒觀場，為識者笑。
至有謂丹溪殿四家之末後，集諸氏之大成，獨師其說以為極至，又復考張劉李氏之法不知丹溪，
但補東垣之未備非全書也。此非丹溪之過，不善學者誤丹溪也！
蓋嘗統而論之，仲景治冬令之嚴寒，故用藥多用辛溫；守真治春夏之溫熱，故用藥多用苦寒；
東垣以扶脾補氣為主，主上升虛者多下陷，故補氣藥中加升麻柴胡，升而舉之，以象春夏之升；
丹溪以補氣養血為急，主下降虛者多上逆，故補血藥中加黃柏知母歛而降之，以象秋冬之降。
使仲景而當春夏，諒不膠於辛熱；守真而值隆冬，決不滯於苦寒；
東垣而療火逆，斷不執于升提；丹溪而治脾虛，當不泥於涼潤，
故知天時者，許造張劉之室，達病本者，可登朱李之堂。
庶幾不以辭害志，而免盡信書之失乎！」（醫宗必讀 四大家論）
從上文中可以知道，李中梓對四大家的了解，是非常客觀和中肯，
但因為當時之四大家中，是張仲景列入其中，而無張子和其人歸入，
所以無法了解張子和在當時的醫學地位，但李氏在文中所指出，
學醫者對四大家之學，不應過偏亦不可以輕此而薄被，此種學習態度確是非常重要。
李氏以腎為先天之本的學說
李氏認為人身之有本，如同木之有根，水之有源一樣。
故一個良醫亦應該了解人體之根本，治病時才可以正本清源，諸症自然能迎刃而解。
人之根本有二：一為先天之本；一為後天之本。
先天之本在於腎，後天之本在於脾，因為人之嬰兒形體未成，未有此身而先有兩腎，故腎為先天之本；
十二脈之根，呼吸之本，三焦之源，而人資之以為始者也，故曰先天之本在腎。
（醫宗必讀 腎為先天本脾為後天本論）
蓋嬰兒既生，一日不再食則飢，七日不食則死。
經曰：安榖則昌；絕榖則亡。猶如兵家之餉道也，餉道一絕，萬眾立散，胃氣一敗，百藥難施。
一有此身，必資榖氣，榖入於胃，灑陳於六腑而氣，至和調於五臟而血生，而人資之以為生者也，
故曰後天之本在脾。（醫宗必讀 腎為先天本脾為後天本論）
在治療方面，李氏則主張：『治先又根本，則有水火之分；水不足者用六味丸，壯水之源以制陽光火；
不足者用八味丸，益火之主以消陰翳，治後天根本。
則有飲食勞倦之分，飲食傷者枳朮丸主之，勞倦傷者補中益氣湯主之。』（醫宗必讀 腎為先天本脾為後天本論）
李氏這種治療觀點，及先天後天根本之說，其實乃東垣補土學說，及明代張獻可的命門學說之結合，
而發揮而成。但在觀念上，李氏卻對溫補有特殊的偏好，所以他在水火陰陽論中，提出了下面的意見：
「人身之水火，即陰陽也、即氣血也、無陽則陰無以生；無陰則陽無以化。然物不伏於陰而生於陽，
譬如春夏生而秋冬殺也。
又如向日之草木易榮；潛陰之花卉善萎也。故氣血俱要要，補氣在補血之先；陰陽並需，而陽在滋陰之上。
是非昂火而抑水，不如是不得其平矣。（中略）又以雨陽均以生物，晴陽之日多；陰晦之時常少也。
俗醫未克見此，而汲汲於滋陰，戰戰於溫補，亦知秋冬之氣，非所以生萬物者乎！」（水火陰陽論）
由於李氏這種主張，亦偏於以補陽為主，所以後世亦將之歸入為溫補學派之中，其實整個溫補學派的誕生，
雖然名家甚多，其學術思想主要都建立在命門和腎上，而用藥的過程中則以補命門相火為主，而滋陰為輔。
因為補火之時，必定要同時壯水，所以八味丸及右歸丸的運用，就是採用肉桂附子等溫熱性藥物，
再加入熟地山萸等等滋腎養陰的藥物，而構成溫補學派的特色。
由於代醫學的發展史中，不斷地湧出許多溫補的名家，所以更加構成溫補學派在明代的影響力，
致後世尊稱這種治療，為溫補學派。而實質上他們之間，多無師承門派的關係。
補脾與補腎的鑑別
運用補脾的治療觀點，是宗於東垣之學說，以脾土為萬物生發之母，人體一切的營養來源，
均有賴于脾胃功能的健運，所以當脾胃功能衰退之時，元氣隨之轉弱。
但脾病久久不癒，則腎陽轉虛，命門相火弱等病，亦隨之而生而呈現出脾腎兩虛的症狀，
治之則東垣認為補腎不如補脾。
但在溫補學派的觀點上，卻有不同的主張，認為人體生命之門在腎及命門之中，
主宰著人體一切新陳代謝的動力來源，當命門火衰則脾肺心的陽氣亦會不足，最後亦會出現脾腎兩虛的相同症狀。
在治療上則強調補脾不如補腎，這兩種不同的方向治療方式，就是李中梓所強調的，
人有兩本：
一以腎為先天之本；一以脾為後天之本的最終目的。
但在臨床治療時，一個脾腎兩虛的患者，醫師如何辨別病者需要採用補脾的方劑，
抑或應該採用補腎的方劑作治療呢？
在一般的臨床症狀上，偏於脾虛寒者會有比較明顯的腸胃機能衰退之現象，
例如神疲氣弱，泄瀉，清穀，腹痛，喜熱喜按，舌苔淡白等症狀，另外因元氣虛弱，
亦會導致怕冷而易患感冒之症。
偏於腎陽虛者，其症狀多見四肢厥冷，極為怕寒，腰酸背痛，足膝無力，耳鳴心跳，小便清長，夜尿頻頻，
男有陽萎，女有不孕等等現象，但因為其中的症狀，會交替出現。
所以在脾胃兩虛的病者身上，要鑑辨出患者應採用何種方法時，會經常有一點困難，
筆者感覺臨床上利用一般症狀，及脈象的診斷，其準確性似乎不及舌診來得準確和簡便，故提出作為討論：
在基本的理論假設上，脾胃屬土而喜燥惡濕，腎屬水卻喜潤而惡燥，補土的目的是增加人體的元氣，
所以在補氣的基礎方劑，四君子湯中是以茯苓白朮燥濕，而以人參炙草大補元氣。
這種排除身體過多的水份，來提高身體功能的亢奮方法，就是行氣燥濕的，最基本的補土原則。
但是在補腎方面，如八味丸是以肉桂附子之溫熱，加入滋腎陰的熟地而構成。
所以要求的是在溫補中，要求滋潤。
一方面亢奮著人體的機能，另一方面卻補充人體的組織內液，以調和身體機能，
這就是溫補學派所謂的水火既濟的意義，雖然這兩種方法，均以興奮人體機能為主，
但是在實際上卻藏有絕然不同的差異－－燥濕與滋潤的存在。
由於補土和補腎兩種差異性的存在，所以在診斷上，只要能夠辨別病者內液的盈虧，
就可以決定採用何法以作治療。
一般鑑定病人體內組織內液的方法，可直接由脈象的滑濇現象來判別，
如脈滑或洪均表示內液充滿，如脈現細濇均表示內液不足，但這種方法有時亦不甚準確，
反而在舌診上，卻最能顯示出其中的差異，
因為脾虛病者舌色淡白，而有苔舌，形有胖大而濕之象；
腎虛病者，雖然舌苔顏色相似，色現淡白，但多無苔的顯示，而且舌形較瘦而略乾之象。
由舌形的胖瘦乾濕程度，就可以了解病者體內組織內液的多寡，由其顏色的深淺，就可以了解病者的機能旺衰，
這種鑑定比之脈診來得更簡單而準確，而且由舌苔上的變化，
更加可以了解到補土是否要加入升陽或解表的藥物於其中，對治療上有非常重要的參考價值。
考之薛立齋治症，多以朝用補中益氣湯；夕用八味丸的治療情況。
其實正表示薛氏尚未能掌握到其中的差異勝而矣，否則不需要如此複雜的，
同在一日之中，採用兩種不同的溫補之劑。
（節錄：金元四大家之醫學和流派）
